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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24年，但你给我的印象仍时常留在我的脑海中。
你以德国人的脑力，加上美国的财力，30年来继续不断地专攻中国问题，尤其中国经济史问题，你的成就的优越，不问可知。
从学术的观点看来，你在希特勒的压迫下，毅然决然离开德国，前往美国，这对你的生命是个转机。不然，当你的大著还没有出版之前，恐怕你已经惨遭纳粹的毒手了。
站在反纳粹、反法西斯蒂的立场，我一看到你，便表示万分的同情。接着，我们合作研究一年，我每周按时供给你以中国经济史的资料。就在每次茶叙中，我暗中也学到你不少东西。
那时，你大约三十八九岁。由于你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版，你在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名气，一般专家给你的评价颇高。为着进一步认识中国，你特地到北京来研究中文。我看你整天忙着记忆中文的生字和成语。我看你不耻下问地到处请教，便知你是“志不在小”。果然不用一年工夫，你已经认识五千个汉字，普通的书报已经能够看得明白了。
当时你经常用德文和英文两种文字演讲写作。我问你的英文是怎样学来的。你说，你在伦敦的短期间内，正经的工作一做完，就拼命研读英文侦探小说，因为内容引人入胜，所以你进步得很快。虽然你说话的时候，还带着浓重的德国音，但英文的成语和句子的运用却十分纯熟。这儿可见，只要拼命学习，任何困难问题都可以克服。
我知道你那时已经懂得法文和俄文。现在远隔了二十多年，相信你至少又多通几种语文了。
的确，专门的研究，必须多看原始的材料，及各国学者有关这一类问题的论著。你懂得那么多种语文，这种基本的训练已经使你立于不败的地位。
我知道你看书的速率极高，消化力又很强，一见新材料、新意见，便振笔直书，然后把各种标题另编一个引得。我曾按照你的办法来实行，阅读时须多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但以后参考时却非常便利。
德国的著名学者多以体大思精闻名，你也没有例外。当你一到中国，你一来就要搜集经“二十五史”的经济史料。接着，你又注意各大学者的文集。你会提供各种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去找答案。书本的资料不够，益以博采旁询，实地调查。看你的态度和精神，恨不得把所需要的资料，细大不捐地搜集起来，然后加以分析、归纳，一一找个正确的答案。
这种办法，也许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不过有意见总比没有意见好得多。
其实，一个学人在学问上奠定相当基础，在方法上受过相当训练后，应该很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然后慢慢地找材料来证明，这才算是机杼一家。不然，他就难免会人云亦云，把宝贵的头脑来储藏前人或时人的残渣剩滓，那实在不值得。
记得当代英国最著名的史学家兼哲学家汤因比教授说过：
事实是脑筋制造出来的。同时，经过选择之后，脑筋才能得到事实。你不能像在海边捡石头那样去找事实。哲学家这种方法是最初步的办法。
汤因比运用这种方法，在30年的时间里，完成他的大著《历史研究》。你也运用你的一套方法，花了20年工夫，完成你的大著《东方的专制政治制度》（oriental despotism）。
老实说，你这部大著，我只听见朋友提一提，自己还没有看过。但就你的才具和方法而论，我相信你的书大概能够自成一家言。
从前你在北京所认识的中国朋友，大多数仍留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少数分散于欧、美、日本、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地。假如你有机会再到东方来逛一逛，这倒不坏。
新加坡是个新兴的国家，年来进步相当迅速。无论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这儿显然是东南亚的中心。假如你有机会东来，千万不要忘记到这儿来盘桓几天。
华盛顿大学教授史彼得博士，现在新加坡。他对于中国史的研究甚勤。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不久可出版。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