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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尼赫鲁传》出版的前夕，蒙你来信指教，并蒙惠赠尼赫鲁亲笔信一封，谢谢！谢谢！
在南洋做文化工作，好像石沉大海那样，杳无踪迹。社会不给作家学者以应有的鼓励，这事情很容易使人气馁。
在欧美，比较有分量的新书一出版，报纸杂志照例为文介绍、批评、补正。第一流的报纸，天天有书评；第一流的杂志，期期也有书评。这还不够，一年四季，它们还出了“特大号”，把书评及新书广告尽量登出。此外，社会上还有“每月新书会”的组织，很严格地选出每月最佳的读物。报纸杂志这样替读者服务，读者无形中受报纸杂志的指导，尽量选购它们所推荐的书。结果，书店的门庭如市，新书广告源源不绝地往报纸杂志上刊登，同时，因为新书畅销的关系，比较优秀的作家大可靠一枝笔杆来谋生，用不着看任何人的嘴脸了。
当代英国怪杰丘吉尔，从事政治活动六十多年，其中荣膺两任首相，好几次部长，但他从做官所得到的薪俸，远不如他做作家所得到的稿费和版税那么多。因此，现在丘翁到了84岁高龄，还可以优哉游哉地经常到地中海之滨去欣赏自然的美景，而最近还到西半球去逛了一顿，和艾森豪威尔及朝野名士恳恳深谈。
欧美太远不必说，请看当地的情形。某西报的主笔，他的收入和新加坡总督相等；总经理的薪俸兼红利，就比总督多了几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每个有才干、有魄力的人，尽可凭个性所近及环境的需要，选择一种行业，作终身努力的目标，用不着个个往做官那条窄狭的路上跑。
记得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英美的舆论界对于本国的教育制度大肆攻击。后来各著名的大学的校长一连开了几个月会议，会议的结果，大家公认苏联的教授比较英美的教授待遇高，苏联的科学技术人才，宛若美国的电影明星，能够得到最高的报酬，受了社会最大的敬重。
人往高处攀，水往低处流，科学技术人才的数量天天增加，那么特出的人才当然会照比例增加。
从前苏秦拜六国相印回来，他的嫂子给他大献殷勤，体贴到无微不至。苏秦很幽默地问嫂子说：“为什么从前那么高傲，现在又这么客气呢？”嫂子羞答答地说道：“畏季子之多金！”苏秦听了之后，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人生于世，金钱其可忽乎哉？”
我不是拜金主义者。事实上，从中国的乡下打出来的人，困苦艰难的生活，早已尝惯，就是把目前的生活水准再降低一半，我也毫不在乎。
这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即个人和社会制度问题，而这问题又涉及印度的两位民族英雄——甘地与尼赫鲁。
甘地走的完全是中国古代的大宗教家、大学者、大诗人的路子。你瞧，屈原既放，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无异每次绝食后，瘦得仅剩一把骨头的甘地，腰肢包了一条破布，脚上拖了一双破鞋。只因他对于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他才能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绝对不会变节。
根据这种信念，他是“我行我素”地往前冲，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失败拉倒；假如成功，他将被万人景仰。
尼赫鲁走的是现代化的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企业家的路子。他不单靠个人，他还要讲究组织；他不仅从事耕耘，他还要问收获。
根据这种信念，他在监狱里，已经胸有成竹地拟定世界和平及印度建设的蓝图。换句话说，要建设新印度，必须厉行五年计划；要奠定世界和平，必须实行和平五原则，沟通两集团。这是最合逻辑的科学办法。事实上，这种办法更适合于这时代——工业化时代——的作风，而甘地所采取的办法，无疑地是旧时代——农业时代——的产物。
我的书房里仅悬挂尼赫鲁总理及蒲拉萨总统惠赠的亲自签字的照片。现在蒙你厚赐尼赫鲁的亲笔文件，这给我增光不少。他所讨论的问题，等我写尼赫鲁的《旧信一束》那篇书评的时候，当顺提一提。
专此布复。
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