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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正忙着发稿的时间，忽然邮局退回一封信，上边载明“无法投递”字样。当时心跳得厉害，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故。我恨不得马上打电报给你，并要你立刻回电。等到我拆开信封，看看日期，这才知道那封信寄到你的住址的时候，你刚好到唐山舅舅家里去过年。
我平生懒得写信，又懒得走动，许多新交旧识，不但没有时间去信问侯，而且人家的信寄来后，老是慢慢欣赏，然后放在口袋里，带进带出，直到原信丢掉了，我的回信还没有发出。假如有些事情使我“内疚”，那么头一件应推懒写信。
真是想不到，我的懒写信的习惯，竟遗传到你，以及弟弟妹妹。你每次有信来，他们个个抢着看，可是我叫他们回信，个个又摇头，一天推一天，最后，还是由文思执笔，因为她说写就写，绝不拖延。
在中国和南洋，我有几个朋友，多是来信必复。我非常羡慕而又佩服他们。我觉得他们这种办法，才是做人的起码条件，不然，就算是失责。天呀，我不知道从哪天起，才能够履行我的应尽的责任。
话又说回来，懒写信也有懒写信的好处。例如青年男女在求偶时期，难免要互相通信，恩恩爱爱，怪亲热的。假如双方一拍即合，那是最好不过；万一中途变卦，那么以前所写的信件无形中变成笑柄。
同样的，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有时也会互相通信，讨论各种重要问题。在共同的信仰与共同的主张下，大家兴高采烈的发表各种意见和资料，可是万一有一方面改变主张，更换立场，那么以前的信件，就给人家拿来作攻击的证据。我们只看各国的政治斗争史，便知这些事情并非罕见。
原来人类是理智的动物，又是感情的动物。理智只问是非，感情却重爱憎。当一个人的理智被感情控制的时候，是非分别不清，爱憎变本加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当然是极愚蠢的事情。
韩非子的确是个聪明人。他那篇著名的《说难》，就是很正确地分析说话的不容易。同样一句话，这个人说了得到重赏，那个人说了受了怀疑。同样一种行为，从前得到信任，后来又被处罚。这没有别的理由，这完全是爱憎的心理作祟。
在过去，我曾见过许多人，满腹经纶，但是，一到社会上做事情的时候，便到处碰钉。姑定他能够因缘时会，找到一官半职，他老是跟人家格格不入，结果，许多事情都办不通。
我曾研究那些人失败的原因，不是自负太高，恃才傲物；便是一意孤行，不通人情。须知事情是人干出来的。假如一个人完全不通达人情，不细心考察对方的爱憎的心理，滥用权威，乱发脾气，结果，是自讨没趣。
要充分了解人情，除细心察言观色外，便是多看书报。
一般宗教家哲学家，多是板起脸孔，背诵教条。这些东西，许多人都不大看得入眼，听得入耳。事实上，这些东西也太过干燥无味。要引人入胜，而且能够体贴入微的，必须多看下列三种书：（一）历史、（二）传记、（三）小说。
中国的史籍有个特色，就是它们以“列传”做中心。虽然格式太过呆板，但有时也穿插一些渗透人情的故事，尤其《史记》，里边的《项羽本纪》、《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都是怪有趣味的。
正史的列传，每篇至多不过几千字，真正的长篇传记，可说是绝无仅有。算起来，还是梁任公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写得有声有色。在西洋，传记非常发达，不但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有人替他们写长篇传记，连商人、实业家也有人替他写长篇传记了。
其次，中国的几部著名的旧小说，思想上比较落伍，结构上比较松懈，但是，在描写人物的性格上，它们却有很大的本领。假如你阅读的时候，很认真地注意它们的主人翁的对话和动作，便知一言一动，都有一定的反应，然后归纳为几点原则，作待人接物的指标。
据我知道，当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领袖，多数都得力于《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假如你在专门研究生物化学的余暇，把这四部书拿来细心研读，简练以为揣摩，将来是受用不浅。
有空望即来信，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