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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的信，延迟到8日才发出，当晚就接到你的信，里边有三个不同的日期，细看之后，这才知道前后写了一个月，想不到你怎么也会忙碌到这地步。
其实，你这种忙里偷闲的写信办法，我并不反对。以后就按照这办法，有空的时候，写了一两段，到了月底或月初，就封好寄回，也未尝不可。
过去两个月间，新加坡举行第一次民选政府选举。150万市民，有投票权的达60万人。竞选前，各党派提出候选人，除三四政党有党纲、有组织外，其余十几个政党，都是没有党纲、没有组织。另外还有35人，以独立人士的资格去参加。选举的结果，人民行动党得到压倒多数的席位，成为执政党，其余各党各派的八席联合起来作反对党。
这次新加坡的选举，让大家第一次看到竞选的大场面。自立法会议解散到投票那一天止，中间还空了五星期。在那阶段里，各政党展开热烈的宣传战。每天中午和晚上，到处的广场上都有人演讲。就在竞选期中，各党的成败已经露出端倪。
先说独立人士罢。这35位中也有不少翻过筋斗，见过世面的人，只因他们是毫无组织，没有群众，所以每次举行群众大会的时候，多是自拉自唱，听众寥寥可数。失败不必说，姑定胜利，他们也没有组阁的希望。
那些竞选失利的三四政党，平时对于组织和宣传也是漠不关心。到了竞选的前夕，才临时招兵买马，到处找人，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很难请得到，所提出来的候选者，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难怪每次举行群众大会的时候，听众一点也不踊跃。
另一方面，这次得到大胜利的人民行动党，他的一二十名核心人物，多是有理想、有才干、有操守的人。其中有的是学者、作家，有的是律师、医生，有的是企业家、会计师。当他们还是个在野党的时候，他们早已拟定建国纲领、经济计划，所以在竞选时期，个个候选人能够掉三寸不烂之舌，发挥言论，切中时弊。每次举行群众大会的时候，听众很多，所以一般敏锐的观察家早就知道，行动党处在必胜的地位。
原来街头巷尾的群众大会，最能够测验民意的倾向，这办法早在希腊时代已经实行。
希腊时代有个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主张国家应该由知识分子来统治。他最重视街头演讲。他的办法是，先集中少数朋友，提出不易解决的问题，例如“真小人是否好过伪君子”。他提出问题后，自己假装十分愚蠢，不懂得怎样答复，然后让听众尽量发表意见。接着，他便分析大家的意见，并且举出类似的例子来考验这些意见。经过一再讨论后，才达到普遍性的定义或问题的核心，而这种辩论的方法，现在通称为“苏格拉底的方法”。
你知道，我是最爱到茶楼和咖啡店的人。在茶楼和咖啡店里，我可以考察各阶层的民众的心声。我知道他们的好恶爱憎的心理，我也了解他们的是非曲直的判断。这些街谈巷议，有时很能够代表民意。过去我写当地问题的评论，很得力于他们所提供的意见，虽然关于国际问题，他们的见识有限，非多看书报，尤其是权威的定期刊物，不易作正确的判断。
回头再谈到这次选举。自行动党执政后，它的九名阁员，都是广孚众望的人物，所以各国的舆论多另眼相看，甚至比较保守的伦敦《泰晤士报》，它的社论也认为在知识水准上，新加坡的新内阁可以和东南亚任何国家相抗衡。
政党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的信仰上。假如人民对某政党有信仰，它将无往而不利；相反的，人民对它没有信仰，它将无往而不败。
政治好像拔河戏，它完全是力量的比赛。所谓力量，包括下列几种：（一）领导阶层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人格，使人心悦诚服；（二）中级干部的不同名利，埋头苦干；（三）广大的民众的热烈支持。这三个要素是互为因果，而且缺一不可。
我一向不问政治。最近因当地的竞选引起我的兴趣，所以略述所感，给你作参考。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