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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你最近已经离开校长的岗位，另图发展，我听了之后，心里表示无限的同情。
在人生的过程中，有时更换职业的岗位，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不必说，他们有时坐监挨打，有时却紧握整个国家的大权，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计划来实施。前后的地位和际遇，相去霄壤。至于我们普通市民，有时在这机构做事，有时在那公司服务，“瘫子掉在井里，捞起也是坐”。按时办公，按时告退，用血汗和劳力去换回升斗的米粮，然后拿升斗的米粮来养活一家大小，前后相差的幅度，并不会太大。
在政治没有上轨道的国家里，个人有幕府，机关没有专家。社会上比较活跃的红人，他们兜得转、吃得开，家里经常培养了一些清客。到了机会来临，扶摇直上，他们做了大头目。为培植亲信起见，机要秘书、财政、总务这三项工作，非亲信不行。到了转移阵地的时候，这些亲信，必须跟他们同时辞职，静待机会，有饭大家吃，有祸大家当。等到第二次机会来临，那些亲信便跟着做新机构的机要秘书、财政总务。
在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有组织，机关有专家。机关是永久性的，政党是暂时性的。政党领袖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但机关是永久存在。政党的领袖负责制定国家政策，机关的专家负责办理例行公务，政策变动的幅度很大，例行公务变动的幅度极小。在这种环境下，有志趣、有抱负的人，大可组织或参加政党；爱安居、爱乐业的人，大可终身做公务员，虽然有时公务员可以退出文官的职务，加入政党；党员也可退出政党的关系，正式申请为公务员。
就报业而论，自文人论政的时代消逝后，社会上现有的报纸，主要的可分为两大门类：一、政党的报纸，二、商业的报纸。政党的报纸，有坚定的政纲，显明的立场，题目没有出来，文章的内容已经可以猜出十之八九。它们以利害来决定是非，以爱憎来分别友敌，旗帜分明，斩钉截铁，中间没有周旋的余地。
商业的报纸则不然。它们是站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人民的迫切的要求不能不顾，政府的既定的政策不能不尊重。在风平浪静的日子，它们大可不慌不忙地说些风凉话，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了双方的对立尖锐化的时候，它们将面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困境，稍微不小心，便有没顶的危险。
还有一层，政党的报纸，绝对不怕亏本。在野的时代，党报有党员自动捐助；到了在朝的时期，党报可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成为全国最有力的报纸，地位远在任何报纸之上，连纯粹政府的报纸也没法子跟它比拟。苏联的《真理报》（党报）和《消息报》（政府报）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商业的报纸则不然，它的老板是：一、万千的读者；二、全体的工作人员；三、拥有雄厚股票的资本家。读者越拥护，销路和广告将越增加，报纸的经济的来源将越见稳定。全体工作人员如肯努力，新闻将达到迅速翔实的地步，将成为最公允最有力的舆论权威。最后，资本家如比较开明，不希望把所有利润归于私囊，而准备拿一部分利润来作全体职员的福利，或者资助学校和医院，这将得到社会更大的同情。
回头再谈到离开岗位的问题。在旧时代里，那些思想落伍的人，以为自己一离开岗位，最好把原有的机构搅得一塌糊涂，连寸草片钉也不留，使接任者摸不着头绪。在新时代里，无论高级或低级的职员一离开岗位，其他人员，好像战场上的队伍一样，马上可以补充，而不至脱节，东洋人早就学到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做得到。
其实，中国的传统的美德，真是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机关请人做事的时候，措辞上要用“屈就”，辞退人家的时候，又用“另有高就”；自己上台的时候，很谦恭地说“绠短汲深，深虞陨越”；到了卷铺盖的前夜，又很谦恭地请原有的机构去“另选贤能”。雇主和雇员，双方客客气气，用不着翻脸，这是多么有趣！
须知中国人最注意面子问题。凡事给人家留些面子，不要拉破人家的面子，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通。你是聪明人，而且阅世很深，我的一点愚见，想你大概会赞同。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三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