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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到贵校参观，看到一般同学们个个天真活泼，真是高兴。我恨不得把时间倒退30年，再回到大学里读书，整天无忧无虑地过着神仙的生活。
今年年底，你们同学中差不多有四百人要离校了。你们算是南大第一批产品。你们在社会的表现怎样，将成为人家对南大的评价最重要的证据。
我们知道，过去华校毕业生，多数前往北京、南京、上海、厦门、广州、福州等大城去升学。自1949年政局大变动后，当地的移民条例一年紧似一年，凡是到中国各城市去升学的青年，当地政府不许重来。其间，少数家道富有的中学毕业生，得负笈欧、美、澳州；大多数却走投无路，眼巴巴地看似水的年华一天一天地过去。
南大就在那种情势下产生。在南大没有出世前，某中学曾试办了一年“深造班”，既没有固定的经费，又没有足够的师资，一切因陋就简；不久之后，深造班就无疾而终。
由于万千莘莘学子迫切的要求，南大便应运而生。
我们知道，华人社会对于宗教并不怎样坚持，对于政治也不大热心，唯独文化教育问题，谁都觉得有很大的兴趣。说好也罢，说坏也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诗，还是很深切地铭刻于每个华人的心灵。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倾向，所以在精神上已经有良好的准备。
1955年，聘请林语堂博士担任首届校长，这在当时可算是上策。因为那时是殖民地时代，一般风尚以为不识英文，连做人也没有资格。虽然林氏的中文是半路出家，但他在英文论坛上已经享誉二三十年；南大聘请林氏来担任校长，无形中可以把当时仅受英文教育的人的嘴儿堵住。
就林语堂个人而论，他也把南大校长的职务视为无比的光荣。虽然他在没有正式上台之前已经倒台，但是，今年出版的《国际名人传略》里，他还大书特书“1954年至1955年担任南洋大学校长”。从此可见他对于大学校长一职的重视。
林语堂在南大的失败，一来吃亏于路过伦敦时的一席谈话，要把南大成为政治堡垒；二来因为他目中无人，瞧不起当地的文化教育界；三来他和南大当局的意见完全相左。
撇开头两点不谈，第三点倒有商榷的余地。
南大执行委员会代表赴美邀请林语堂的时候，曾答应他说，南大可筹募基金2千万元。林氏以为南大既然有这么雄厚的资本，他就可拟定计划，保留1千万元作大学基金，年产利息60万元，以便补充经常费；其余1千万元分别作建筑物、仪器、图书馆等设备。这倒合欧美人士创办大学的原则，即凡事有个预算，我们不应该对林语堂的思想和言论有问题，便否定他所有的意见。
另一方面，南大当局是按照当地华人的传统的作风。漫说教育事业，没法子先定个比较长久的计划，然后按照计划一一实施，甚至私人经营的商业，也是“走一步，算一步”。这种作风是否适合潮流，又当别论，但一般华校的情形都是如此，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因为双方的距离太大，结果，弄得不欢而散，而南大几至一蹶不振。
但是，时代迫切的要求，终于使南大诞生了。这几年来，南大实在是惨淡经营。因为这是一间私立大学，得不到旧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经费的支绌，自是意中事。加以校址远在郊外，教职员和学生，十九都需要住在校内，这么一大笔建筑费，实在不容易筹措。
还有一层，南大教职员，当地应征者较少，大多数都来自台湾，小数来自香港。为着移民厅的手续的繁琐，往返接洽，煞费时间。有些教授，须等到应聘书发出几个月后才就职；那些已经就职的教授，每半年须重新申请延长居留证一次。此外，教授的聘约仅有一年，明年是否续聘，谁都没有十分把握。
这种权宜的办法，是有它的背景。原来林语堂及其他教职员应聘的时候，他们曾与南大签订三年合约。不料中途发生变卦，林氏及全体教职员同时解聘，南大须履行诺言，一次付清三年的薪金。痛定思痛，南大才来这么一个不得已的办法。
但是，“因噎废食”，究竟不是办法，所以这问题须重新考虑。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