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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给你们写了几封信，话越说越多。今天趁记者节这机会，继续跟你们谈下去。

南大创办了四年，到如今，还没有请到一位校长。从近处着想，这似乎是权宜的一个办法；从远处着眼，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是个大阻碍。

新加坡舆论界，早已指出行政委员会的费时失事；最近一般教育界也发表类似的意见，足见大家对于校长一职的重视。

一般说来，大学校长的任务，主要的在于人格的陶冶。担任校长这职务的人，须有冰清玉洁的人格，光风霁月的襟怀，一举一动，须着重大学发展的前途。他要知人善任，但是绝对不肯而又不敢结党营私。因为内心稍微有所偏爱，他难免要失掉均衡，陷于进退失据的地步了。

自来成功的行政人才，须有定见而没有成见。所谓定见，是指他处理事务的时候，有固定的目标和步骤。他须有本领，有胆量，有果断，能够解决问题，而不为问题所困惑。他需要一个极健全的“智囊团”。“智囊团”的人数不必多，人多口杂，意见纷歧，不如三五名得力的高级干部已经足够打发眼前的一切问题了。

大学校长，等于行政的首长，须过着清教徒式的严肃的生活。生活一严肃，开支自然减少；开支一减少，正式薪俸已经有剩余，用不着巧立名目，揩油公帑了。

我曾说，贪污和无能是亲兄弟，廉洁和效能是表姐妹。因为洁身自好的行政人才，不见得效能很高；贪婪无厌的行政人才，可断定效能极低。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都很有限，假如他把全副精力和时间都用来巧立名目，揩油公帑，他那儿还有多大能耐来处理要公？

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三位著名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司徒雷登、张伯苓。这三位广孚众望的校长，都是身无长物。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的丰富，却是任何人都比不上。校园内的一花一草、一桌一椅、百万册图书、几十间实验室，都是他们的心血的结晶品。再进一步，散处海外的万千校友，都也是他们的儿女。

大学行政是全国行政的缩影。一间大学办得好，将来改任大总统也不过如此。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还不是从校长办公室，一步跨进白宫？

像校长是全校行政的主脑一样，各系教授是全校的学术的重镇。最优秀的教授，须体大思精，见高识远，对于本行的学问，应该穷源究流，触类旁通。他多少有所发明或发现，然后著书立说，与当代学人争一日的短长，这种人才实在不可多得，不然，“举世皆圣人，则孔孟亦不足贵”。过去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每个学院的名教授至多也不过三五人，新办的大学很可能要打个折扣。

普通教授干的是讲解的功夫，例如学生的外国语文欠通，教授可以利用那机会给学生翻译，又如学生的古文程度不够水准，教授整天在黑板上抄写注释，或者抄录课外教材的片段，借以消磨时间。其实，这种工作，只要学生的语文程度有相当根底，大可埋头图书馆用功，用不着教授在黑板上抄得满头大汗了。

据我自己的经验，大学四年的课堂上的生活所给我的印象一点也不深刻。我所得到的治学的方法，主要的是靠图书馆、旧书摊、学术演讲，以及三五同学的经常讨论、二三前辈所给的精神上的鼓励。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鼓励，不是来自课堂里的，而是得自书房、客厅和茶楼。

记得林语堂在新加坡发表演讲，他时常劝学生用熏火腿的方法来治学。就事论事，这话说得很不错。古人谈良师益友，老是爱用“时雨春风”的字眼，所谓“时雨春风”，指的是熏陶的工夫。又如“鸡伏蛋”，只要有耐性，肯花时间，没有学不成功的道理。

林语堂平素爱好李榷的散文《我所见的牛津大学》。在那篇文章里，作者极羡慕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度。他说，一个中等资质以上的学生，如能经常和富有学问的导师在一起高谈阔论，迟早会成为一个很有素养的人。

南大是一间新创办的大学，要采用导师制度，恐怕还需要相当时间。

须知文化教育是最费钱的东西，尤其著名的教授，他们须得到优渥的待遇，让他们以全副精力和时间来治学。教授树立规模，学生亦步亦趋，先接受现有的知识和方法，然后进一步，作青出于蓝的表现。活到老、学到老，请问世间有哪一件事情比较做学问更有趣味？此祝

康健！

子云（195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