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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别廿二年。起初还时通音问，后来因公私猬集，实在忙不过来给你写信。偶尔在海滨喝茶，近听水声，远看云影，想起李白“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句子，心里马上显着空虚寂寞的感觉。
自别之后，我曾经飘飘荡荡地东跑西走，到头来，还是在赤道的边缘长住下去。
朋友，二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虚度过去了。当时和你在未名湖畔谈天下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极大的怀抱，可是经过二三十年无情的岁月的严格考验后，我恐怕要交白卷了。我想干的事业还没有开头，著述计划也没有实现十之一二。回想当年，大家在一起评论当代名公巨卿的时候，谁都瞧不起这个，看不惯那个；但是，现在我们又应该怎样交代的呢？
过去的让它过去，现在让我们从头做起。
我深切地觉得，我们一般做学问的朋友，须特别注意健康。过去的文人，多数染着名士气，对于起居饮食，营养卫生，一点也不关怀。年未40，未老先衰，这是多么可惜！
你瞧，当代英国的几个巨人，罗素87岁，丘吉尔85岁，毛姆85岁。印度的几个巨头，普拉萨总统75岁，拉达屈里斯南副总统71岁，尼赫鲁总理70岁。用中国的成语“年高德劭”四字来奉赠他们，实在再恰当不过。
真是“美成在久”。许多大部头著作，绝对不是短期间所能完成的。记得十几年前，我到英国参观的时候，我对于费边社几个巨头的印象，是“精且博，寿而康”。现代科学这么进步，一个人应该具备的起码的知识这么高深，在社会上可以独树一帜的人物，大多数都在40岁以上。假如身体不够健康，精力不够饱满，那么许多事情他们本来能够做，却没法子推动；整天长吁短叹，空令岁月自蹉跎，这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都是个大损失。
为着维持高度的健康，我觉得乡居是个最好的办法。在城里，一天要接见那么多人物，要吸收那么多烟尘，要遭遇许多烦恼的事情，难怪世界的大都市，癌症和神经病都是那么普遍。
一到乡下，事情便两样。除飞鸟、游鱼、小桥，流水、野草、闲花、白云、绿树能够充实生命外，光是清静的环境，已够你忘怀得失。假如无谓的应酬再尽量减少，那么可以充分自由运用的时间便相对增加。“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玩味。
许多体大思精的著作，需要长久的计划才能够实现。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完成他的千古不朽的《红楼梦》。司马光费了十六寒暑，才完成一部《资治通鉴》。吉本费了12年时间，写成《罗马帝国衰亡史》。已故剑桥大学克拉潘教授和现任伦敦大学汤因比教授，各自费了30年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才完成一部《现代英国经济史》，一部《历史研究》。
10年至30年的时间，说长似乎很长，说短其实很短。自我们品评人物的时候算起，还不是转眼之间，便过了30年？
我承认，八年的抗战及战后初期的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安的状态，使我们这一代的学人受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已往不谏，来者可追，我们应该趁这机会订定比较容易实行的计划，限期实施，不然，到了年老力衰，要挣扎也来不及了。
今年二三月间，洪煨莲老师到新加坡来参加南洋大学评议会，蒙他惠赠新著《杜甫》及几篇专论。22年未见，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不过精神仍极饱满，谈锋还很矫健。他这部《杜甫》，是长期工作的结晶品，关于老杜的生平的考证工作，洪老师恐怕可稳坐第一把交椅了。
最近我收到耶鲁大学寄来的一部新书，《东方的专制制度》（oriental despotism），是我们的老朋友魏特夫博士的大著。24年没有见面，他的相片也显着十分苍老。据说，他这部著作费了半生精力才能够完成。著书立说，实在不大容易。
近来忙得要命，下月内，当抽暇写两篇书评，请教正！
1960年快要到了。本报循例要出版新年特刊。得暇请一挥大笔，写一篇有关史学研究方法的文字。20多年来，你一直做史学教授，并担任二三学报总编辑，关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如数家珍，写起来当不费力。
夜深如水，群星乱飞。缅怀故人，倍增怅惘。什么时候才能促膝畅论天下事呢？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