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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接到你的信，知道你是个好学深思的人，慰甚！
你受了人家的批评后，不会埋怨这个，痛恨那个，反而非常小心地检讨自己。这种作风，就是进步的前秦曲。只要你继续保持这种作风，你的过失便天天减少，成绩日日增加，因祸得福，问题全看你会不会了解自己，督促自己。
你问我：“有的人”和“有些人”有什么分别？
据我的看法，白话文的“这个”和“那个”，等于英文的this和that。“这些”和“那些”等于these和those。前者单数，后者多数。同样的，“有的人”是单数，“有些人”是多数，至少习惯上我们都这样用法。
你说，有人批评你的中文不是道地中文，而是广府文。这事情你用不着担忧，你听我慢慢道来。
中国的文字统一，口语除南部两三省份外，也大部分统一，所差的仅是南腔北调这问题。自文言改为白话后，北京话定为全国的正音，其他各省各县的人一律采用。在采用北京话为国语的过程中，南方人因为要从头学起，他们利用国音符号，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咬，结果，多数会说标准的普通话。年来在新加坡专门教人说普通话的黄孟圭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福建南安人，落籍福州，受业于北洋大学和美国，但他说普通话的时候，谁也听不出有点福州腔或南安腔。另一方面，接近都门的天津人，大多数的口腔却改不过来。
谈到白话文的写作，许多江南人都写得一手白话文，丝毫没有露出各自的省份的特色，如茅盾、冰心、朱自清、叶圣陶，他们籍隶浙江、福建、江苏，但他们的白话文都很到家。
真正以写北京话著名的，仅有一位老舍。起初我看他的小说时，每页总有几个字不大明瞭，后来看惯了，也不过如此。年来老舍的作风稍微有点改变。去年看了他的一部新著《福星集》，里边已经减少北京的土话，气氛上越来越近纯粹的普通话了。
去年从朋友处借到一本狄更斯小说的中译本，译者林汉达，运用纯粹的大众语来写作，那文字的浅白，远非三四十年前的初期解放的作家所能比得上。写序者陆志韦，他是个心理学教授、诗人，不过最近二三十年来，专门研究语言。由他的序文里，我知道他们一般朋友在大众语上曾下过很大的工夫，现在是到收获的时期了。
这也许是广州距离中原太远罢；中国的国语运动，在广州进展得较慢。在抗战的前夕，广州的各级学校多数还采用广府话为教学的媒介语。此外，广州、香港、澳门的报纸，时常渗杂当地的方言及特殊的字汇。这事情我初到香港的时候，非常刺眼；后来中国的一两家大报搬到香港，旧友重逢，倍增情谊。此后，我就很少阅读省、港、澳的报纸，免得根底浅薄的我，不知不觉间会受了不良的影响。
谈到翻译，我倒愿意发表一些意见。翻译要搅得好，译者至少要具备几个条件：
（一）兼通两国文字。译者必须有作家的资格，译出来的东西，琅琅可诵，断不至使读者要硬着头皮来看，甚至有曲解、误解的危险。
（二）有专门的学识。譬如翻译医学的专门著作，这只有读医科的人能够胜任；翻译法律的条文，这只有长期研究法科的人能够应付裕如。须知隔行如隔山，每行都有它的特有的术语，而每个术语都有极深刻的含义。专门学者花了几十年工夫，才摸到头绪；到了习惯成自然的时候，所谓专门术语，已经变为他们的日常用语。假如外行人单纯靠一部普通字典，一部专门辞典来翻译，结果，时常会闹出笑话。
（三）有丰富的常识。要增进常识，只有多看书报这一条路。学问好像河流一样，积聚到了相当分量，便有触类旁通的乐趣。谁能够作不间断的努力，而且多思索、多发问、多参考，迟早有水到渠成的希望。
为着检讨自己的翻译是否够水准，最好把已经成名的翻译家的译文拿来和原文对照，看看名家的译文是怎样，自己的译文又是怎样。在细心对照的过程中，你很快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到底在哪儿，人家的特长又在哪儿。一面照照镜子，一面逐渐改善，期之以恒，我保证你的译文能够登堂入室。
英国最特出的史学家吉本，自谓他的文字得力于双重翻译的训练。你现在有意研究翻译，所以我希望你也步着吉本的后尘。
此问
近好！
子云（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