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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和你详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你的结论是，伯希和不是一个建筑师，而是砖匠、瓦匠，这话我完全同意。
清朝268年的天下，除出了一个空前的小说家曹雪芹外，在文学、史学、哲学上，它的贡献不算大。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倾全力来做考证工作。他们不能著述一部像《史记》、《资治通鉴》的历史，他们仅能考订一些地名、人名、版本以及有关的资料。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们仅能给两千年前的经书做解释。他们也不能从事文学的创造，提供新题材，发表新作风，他们仅能做到“每个句子都有出处”。
我曾研究清代文人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受科举的遗毒。因为每个读书人在20岁以前，都要研究八股文、试帖诗、工整的书法。到了20岁以后，中试的平步上青云，以后就在官场里鬼混一生；失意的蛰居乡村，很潦倒地做老学究，什么新知识、新发明，他们都不闻不问。仅有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不问眼前的穷通得失，公余之暇，仍埋头读书著作。不幸他们的底子已经打坏，个个像从小脚解放出来的改组派那样，走起路来究竟不大自然。他们崇拜古人，藐视今人；他们只求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身如槁木，心似死灰，难怪在学术上没有很大的建树。
以伯希和为首的近代欧洲的汉学家，不幸走的也是清代朴学大师的路子。
我们承认“没有档案，没有历史”。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档案并不是历史。由档案到历史，中间还须经过一段加工。这种加工的工作，既需要天才，又注重理想，把理论和实践冶于一炉，有体有用，有质有文，这才算是一件价值连城的无瑕的白璧。
谈到研究学问，光是语文这头一关，就不大容易通过。就一般中国知识分子而论，光是中文，就费了半生工夫；外国文可以自由运用的，多数仅限英文一种，其他语文的基础都很浅薄，而且平常没有继续阅读，运用起来恐怕相当吃力。欧洲的汉学家多数费了几十年时间和精力，从事语文的研究；具备良好的语文基础，他们这才能够找到直接的材料。可惜材料是层出不穷的，看了一种新书，至少会引导你多看十种新书；发现了一种新资料，至少会鼓励你要多找十种新资料。牛角尖越钻越窄狭，到头来，他们只能见到一株一株的树木，而不能看见整个森林。
不错，做学问必须从笔记着手，不过笔记积聚到相当程度，必须加以整理，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作品。不然，笔记越积越多，这将成为一种很大的负担。
你说，伯希和积聚了很多笔记，不过他的笔记谁也没法子利用，一来书法潦草，很难阅读；二来细大不捐，杂乱无章。因此，你下个断语，说他只能够制造砖儿、瓦儿、而不是一个建筑师。
顾颉刚先生常说，他自己所做的一部分考证的工作，不过是“下学”的事情，他还需要“上达”的人来完成。这是他的过分谦恭的说法。其实，学问是学问，本来没有什么上下的分别，但考证资料，并不算是一件完整的作品，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目前的趋势，就是史学分为科学的史学和文学的史学。科学的史学，只求资料正确，别的管不着。文学的史学，除根据正确的资料外，还需要琅琅可诵的文章。这两派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化。前者讥笑后者为空疏浅薄，后者批评前者为支离破碎。据我的看法，最好是学问渊博，资料翔实，而文字深入浅出，这才算是上乘的历史。
在《历史算是一门艺术》那篇文章里，英国大哲学家兼大文豪罗素说，吉本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活灵活现。反观《剑桥上古史》，他发现里边所描写的人物毫无生气，充其量仅能算是一本流水账，把有关的事实，按时间的发展，一一胪列出来罢了。
我常觉得，科学的历史家，最好是担任编辑的工作，因为他们所懂的语文既多，所搜集的资料也不少，让他们来干编辑的工作，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事校补。另一方面，那些文学的历史家，不妨尽量利用他人已经考证过的资料，按照自己的理论，描绘一幅又一幅动人的画面，使人读了之后，永远不会忘记。
从前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干的就是编而不写的工作。他所编的《剑桥近代史》算是成功了，但他满肚子的学问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特别可以纪念的名著。
改天再谈。
专此顺请
撰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六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