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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到报馆去办公的时候，书桌上照例放着一大堆信件。这些信件多数是从许多还未相识的青年朋友寄来的，其中有的托我介绍职业，有的要我刊登稿件，有的闭着眼睛恭维，有的也曾破口大骂。这些信件我照例一一看完，其中我的确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我马上就办；那些超过我的能力的，或者我根本不需要理会的事情，我就把它们搁置下来。这些七零八碎的事务，大约耽误了我二三十分钟工夫。接着，我又心平气和地从事我的业务了。
开头我要向那些托我介绍职业的朋友敬致万分的歉意。在这人浮于事的社会里，要找个适当的职业，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据我知道，报上“征职”的广告一刊出，每个职务至少要有几十个人逐鹿。那些履历齐全，经验丰富，人品端庄的人，无疑地会得到较多的中选的机会。此外，在冷战还没有停止之前，一个候选人的思想和行动也在有关当局考虑之列。七除八抹，被录取的机会并不算太多。
另一方面，那少数真正学有专长的人，尤其是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他们刚从英国或澳洲回到马来亚，公私各机关，都争先恐后地要罗致他们。
这儿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失业问题，一面是由于产业不大发达，没有许多位置可以安插；一面也由于自己准备不够充分，没法子争取主动。
谈到刊登稿件问题，我和一般同事都觉得大伤脑筋。由于新闻和广告的拥挤，副刊的篇幅越来越缩小了。那些内容隽永，长短适中的稿件，编辑先生恨不得它们会源源而来。那些内容枯燥，篇幅浩繁，或者触犯禁令的文章，编辑先生难免要摇摇头。此外，每个作者把自己心爱的作品寄到报馆后，恨不得马上登出，稍微迟缓一点，便怨声载道。谁也承认，编辑先生有取舍删改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使他们结交一些文友，也可以使他们得罪更多的撰稿人。
今天你们又以非常动听的名义，给我写一封相当诚恳的长信。你们对我的恭维，我原封不动，全数奉还。你们对我的批评，我倒想趁这机会解释一下。
你们说，我的《海滨寄简》，主要的是讨论“治学与治事”的问题，对于社会上的现实问题完全撇开，这未免太过于偏见。其实，这并不是我逃避现实，又不是我的偏见，而是我有我的苦衷。
太平洋战争前，我写了将近十年最现实的问题，即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到了战争爆发后，那些文字变成了我很大的负担。战后我一直在报馆写了15年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国际问题和社会问题。那些文字给我吐露一些见解，同时，也时常给我带来无限的麻烦。
还有一层，现实问题的文字，今天很新鲜，不久便成为明日黄花，没有保存的必要了。因此，战后我下个志愿，公余之暇，我要凭我个人的兴趣和素养，学写一些游记、传记、散文、杂文。积15年的辛勤，现在已写成几本不大成熟的小册子了。空闲的时候，自己拿来翻阅，倒也可以加强自己对某些事物的记忆。这比较每天在办公室里所写的许多最现实的文章，更合我个人的胃口。
你们说，我的作品毫无革命性，这种批评倒搔着痒处。我崇拜革命家，但我自己并不是革命家，这好像我佩服音乐家、雕刻家、美术家，而我自己并不是音乐家、雕刻家、美术家一样。事实如此，毫无办法。
其实，革命不过是人类活动中的一种，并不会包括一切。我承认自己至多仅能做到“和平的革命”；要我去冲锋陷阵，或者整天乱喊“杀！杀！杀！”我却做不到。
真正的历史家，除态度客观之外，还须有远见。从历史家的观点说来，左翼的列宁固然是个伟人，右翼的丘吉尔也是个伟人，而无偏无倚、坦坦荡荡的尼赫鲁何曾不是个伟人？假如站在任何一党的立场，这又当别论。赞成列宁的人，一定要咒死丘吉尔；支持丘吉尔的人，一定要痛骂列宁。至于尼赫鲁，因为他是中立而不倚，有时左右逢源，有时两面夹攻。高兴的时候，不妨和他打个招呼；不高兴的时候，简直不用理睬。见仁见智，就是这意思。
最后，谈到个人的享受问题。我想普通人所注意的享受，如喝酒、抽烟、跳舞、打牌，我一点也不感兴趣。除了几个月看一次电影外，主要的是空闲时间都是面对大自然，看看云、望望海、散散步、读读书。这种享受既不费钱，而且可以增进身心的健康。希望你们也多多接近大自然，尽量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记住，摒除烦恼，才是最大的享受。
工作忙碌，时间实在不够分配。来信恕不能一一作复。
此祝
进步！
子云（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