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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接到来信，觉得你非常天真可爱，可惜你目前正患着严重的“左倾幼稚病”。这种病，像“右倾顽固病”一样，是相当难医。在精神上，因为你带着有色的眼镜，成见很深，不是武断，便是盲从，毫无商榷的余地。在行动上，你既然这么积极，所以将来你不是做领袖，便是做工具；很少会心平气和地研究客观的事物，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6月30日的那封信里，我说失业问题，一半是由于产业不发达，弄到许多人没法子安插；一半是由于个人准备不够，没法子适应新环境。这本来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奇，可是你一看到“个人准备不够”的句子，马上冒火，同时，还举出一批政治上的亡命客，说他们准备很够，为什么他们也找不到职业？
我说的是常情，你说的是例外。你应该知道搅政治工作的人，他们所付的代价，最高的是杀身成仁，其次才是坐监，至于逃亡到海外做记者或教员，这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算怎么一回事。只因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普通人所谓“职业”，而是“夺取政权”，所以他们失败则已，假如有一天革命成功，那么他们将稳坐头把交椅，不是院长、部长，便是大使、公使。战后十几年来新兴国家的首长，大多数都坐过监，而他们的职位的高低，差不多和坐监的时间的久暂作正比例。最值得人惊奇的，就是加纳的恩克鲁玛，头一天还是个阶下囚，第二天却稳坐总理衙门的宝座呢。
我说过，站在任何一党的立场，赞成列宁的人，一定要骂死丘吉尔；支持丘吉尔的人，一定要痛骂列宁。至于尼赫鲁，因为他是中立而不倚，有时左右逢源，有时两面夹攻。想不到你竟站在党的立场，要坚持“绝对”的是非。
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来看，主张性善的孟子和主张性恶的荀子，都有他们应得的地位。因为谈理论的时候，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著书立说的人便可告无罪。身后的是非，谁也管不着。
从中国政治史的观点看来，蜀、魏、吴三国的领袖，各有千秋。因此，《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很公平地把他的书划分为《魏志》、《蜀志》、《吴志》。《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惑于“正统”的理论，他不但扶蜀而抑魏吴，而且把诸葛亮捧得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最后，还能够呼风唤雨，俨若神仙。
其实，就文治或武功而论，魏武帝曹操，实在比同时代的几个政治领袖都高明，可是一般人不暇深究，他们听到诸葛亮的“先帝惧汉贼不两立”这句口号，先入为主，以后便把曹操当做奸臣贼子，什么功绩都一笔抹杀了。
年来中国已经有少数大学者做翻案文章，从三国的时代背景，政治形势，文学思潮里探讨曹操的本来面目，把《三国演义》所勾画、所描写的曹操的狰狞的脸孔，一扫精光，这倒是文坛盛事，值得我们细心研究。
谈到福建的人才，你仅提了两位政治红人，这充分证明你的阅读的范围太过狭窄，同时，你的批评的标准，无形中受某种读物的影响。
自宋代南渡以后，八百年来福建人才辈出。在理学上，一位集大成的朱子，他可以算是孟子后第一人。过去60年间，在中国文坛上，严复、林纾、辜鸿铭开导于先，许地山、郑振铎接踵于后。至于科学界、医学界、司法界、海军界的人物，更是车载斗量。可是这些人的著作，到如今，你恐怕没有读过多少，所以你才有这么大的勇气，任意品评甲乙，说某某比某某好过一万倍，某某又比某某强胜一万倍。这儿我除佩服你胆量过人外，我实在不了解你到底用什么尺度来衡量。
关于南大毕业生，你因为自己所接近的一两位的水准不够高，所以便表示满肚子不高兴。其实，任何学校都有高明的学生，也有低劣的学生。就我所认识的几位优秀的毕业生而论，他们不但思想成熟，而且能够在各种专门的学报上发表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可惜这些学报你大概没有机会看到，而你所看到的不过是报屁股的几篇杂感的短文。像你这种武断的作风，我实在不敢恭维。
最后，我老实告诉你，知人论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古代，凡是写正史的，不但是全国第一流的文豪，而且是海内公认的最渊博的学者。史家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他对于典章、文物、人才、书籍的品评，须心平气和，批评恰到好处，而“恰到好处”四字是文章的最大的鹄的。
你应该保持勇气，不过你须加上集思广益的态度。须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要胸怀坦坦荡荡，这才能够保持平衡，而不至说得过火。
此问
学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