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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你问我说，为什么文学家以医生、律师、记者出身的比较多？我想这问题并不难答复。
首先我们要知道文学家和著作家的分别。那些专门研究各种作品和作家的人，叫做文学家；那些以写作来表现个人的学问思想和生活经验的人，叫做著作家。医生、律师、记者多数受过高深的教育，至少也自修到家，所以语文这一关早已打通。只要他们懂得充分运用他们生活上所接触的人物、景物、故事，那么资料将源源而来。医生、律师、记者之所以能够成为著作家，主要的是这个原因。
其次，在现实社会里，工作时间越长的人，收入越少。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完全耗费于例行公务中。回到家里，妻子噜噜苏苏，儿女哭哭啼啼；要工作既没有精力，要休息又没有机会；坐立不安，如困愁城。像这种人，一年到头恐怕看不到两本书，更谈不上什么写作了。
医生、律师、记者则不然。他们花了一部分时间，可以把生活上的必需品全盘解决，剩下的空闲时间，他们可以在温暖的家庭、庞大的图书馆，甚至名山古刹、竹楼茅舍，慢慢撰述他们的作品。只因他们不必急急等米下锅，所以他们的作品完成后，还可以一再推敲，直至无懈可击的时候，才拿出来问世。用力既深，气象自然不同；这一点，明眼人自然会看出来。
无论如何，要做学问，非有闲暇不可。只有闲暇，才能够鼓励人按照固定的目标，不慌不忙地前进。不然，生活太不安定，或者整天忙得喘不过气来，虽孔子、亚里士多德复生，恐怕也要交白卷。
谈到清闲，据我的分析，先要解决生活问题；生活无忧，一个人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做学问。不然，人闲心不闲，结果，仍不能达到目的。
在古代，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急急要做官。因为在产业落后的社会里，做官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它不但能够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而且也可以附带解决许多亲戚朋友的职业问题。王安石曾说，他有60人靠他吃饭，这事情只有他以宰相的地位才可以做得到。
孔子三个月没有官做，心里就焦急得要命。他的周游列国，代天行道倒是次要的事情；主要的目的，还是先要解决生活问题。
一代才子袁枚，他做过几任官后，囊有余积，他这才能够在西子湖滨，长享人间的清福。假如他们真是两袖清风，恐怕饿死于西湖也没有人理睬了。
假如官做不成，退一步是做清客。从前中国富商巨贾，照例要养一些清客。清客虽然吃不饱，饿不死，但是当大多数人都在饥饿线下讨生活的时候，清客便变成很可以羡慕的职业了。清客的好处，就是清闲；有了清闲，他才可以从事学问或艺术的素养了。
自文章可以卖钱后，读书人即用不着急急要做官，也用不着兜圈子做清客了。凭着一支笔锋，他可以稳拿大笔稿费。丘吉尔做了一辈子大官，可是他的薪俸所得，远不如他的一部巨著《第二次大战回忆录》。艾森豪威尔从联军总司令那么高的职位下台后，他的储蓄也寥寥可数，可是他的一部《欧洲十字军》，却给他带来百万元稿费。再过几个月，他退出白宫后，他还可以回到葛底斯堡的宁静的农场，过着优哉悠哉的生活，用不着仰赖养老金了。
像丘吉尔和艾森威尔的稿费之高，可算是例外。最正常的方法，就是各国的科学院、研究院都是养着一些院士或研究员。这些院士或研究员，衣食无忧，工作又很清闲。而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设备，他们又可以充分利用。专心一志，有恒不懈，所以他们的成就，往往会超过同时代的机会不太好的学者文人。
在马来亚，政府官员的工作相当繁重，多数人于下班后，仍要继续办公，所以他们可以利用的闲暇并不多。这儿的富商巨贾有的是，不过他们的学识有限，看不起读书人，没有一个能像犹太籍的富翁哈同那样，懂得培养一代学者王国维。他们充其量在三缺一的时候，拉个没落的文人来凑数；要他们培植读书种子，这简直是白天做梦。这儿出版事业不发达，稿费低得可怜。用稿费来喝茶，还可以勉强凑付；靠稿费来吃饭，恐怕全家都要吃西北风。至于院士或研究员，这儿根本没有这名堂。除马大教授的待遇高，工作轻外，其他教育文化机构的人，很少有足够的闲暇，让他们继续进修。
积极的路子既然走不通，这儿的文人学者只好采取颜回和陶渊明的消极的办法。安贫乐道，忘怀得失，这也许能够使他们少受一些烦恼，多享受一些闲暇的清福。
此祝
进步！
子云（一九六〇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