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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奉接大著数册及尊编《教育月刊》几期，谢谢！
我曾说，旅行是个快事，写游记是个苦差。对于所参观过的地方的情形，不熟不能写，太熟又不想写。既然动笔来写，又要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这倒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
自到马来亚后，你对于教育问题，曾两度得到理论上的训练，同时，又有实际的经验，光凭这个角度来考察，材料俯拾即是。因此，你的游记成为有骨有肉的文章，不是普通泛泛观光的人所能比得上。
《教育月刊》，自y先生来新加坡后，主编的重任由你来负，这是再恰当不过。
平生交游满天下，但是最使我心折的是湖南人和山东人。这两省人，上智与下愚，智美和绝丑，各走极端。换句话说，他们多数不是平常人，而是非常人。他们有的是强烈的个性，雄厚的魄力，持之以恒，迟早会产生应有的果实。
你所编的《教育月刊》和s先生所编的《教与学》，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在形式上，前者是横排，后者是直排。在工具上，前者运用中、英、巫三种语文，后者仅用中文。在内容上，前者很广泛地讨论与教育有关的各种问题，后者却偏重于中文的教学方法。在作者上，前者限于新马教育文化工作者，后者却广邀香港的一部分作家。
在目前马来亚的文化界上，刊物少得可怜，所以这两份刊物能够同时共存，可以说是毫无疑义。
对于教育问题，我是个门外汉，不敢有什么标新立异的主张。但是，就我的肤浅的观察和经验而论，我觉得母语教育实在不可以忽视。
一个婴孩，从一岁半开始跟母亲学话起，到了四五岁进幼稚园以前为止，他差不多能够很熟练地运用母语来表情达意。以后各种字汇和资料，天天逐渐增加，学习起来，一点也不困难。
例如一个五岁的小孩，在他没有进学校之前，他早就知道哥哥和姐姐上学读书，在学校里有许多先生和同学。因此，当他开始识字的时候，他对于“上学”、“读书”、“先生”、“同学”等字汇，早忆胸有成竹。教师在台上口讲手划，学生在台下表示恍然大悟，原来“上学”、“读书”、“先生”、“同学”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一读就上口，一写就顺手，事半功倍，没有什么语文比较母语更易学。此中关键，全在学习的环境。没有上学前，已经耳濡目染；既上学后，又随时随地有表现的机会。熟能生巧，任何学术艺术都如此，语文不过是一个最显明的例子。
事实上，母语学通之后，再学第二种、第三种语文，甚至第四、第五、第六种语文，一点也不困难。一来文章的格式，思想的方向，材料的来源，完全一样，所差的仅是表现的工具。因此，诚实的人，无论运用什么语文来表现，他还是说老实话。狡猾的人，无论运用什么语文来表现，他还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
自中国人研究英文以来，曾经出了一位国际驰名的英文作家，即辜鸿铭先生。这位老先生，是先读通英文、拉丁文、法文、德文之后，回头再读中文、日文，然后运用英文的笔法，来撰述中国有关的问题。他在外国，比较受人重视，为的是他能够写出正确而流利的英文。中国读者，却不能够从他的著作里，找到新鲜的材料，特殊的意见。此外，他的中文，至多仅达到欣赏的程度，要他写出轻灵生动，洋洋洒洒的中文，恐怕还嫌火候不够。
辜鸿铭算是一个杰出的语文的天才，而且一生从事笔墨生涯，对于文字的运用，当然有许多心得。只因他先通外国语，然后学习母语，所以在母语的表现上，多少像由小脚放大脚的女人那样，走起路来，相当勉强。为着加强母语的文化的分量，辜鸿铭不得不留辫子，希望从外表的扮相，表现他在中国文化上也翻过筋斗。用心之苦，这儿可见一斑。
写到这儿，记得昨天的英文报上曾刊载路透社记者所写的哈马舍尔德的一篇特搞。哈马舍尔德是瑞典人，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父亲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做过瑞典的首相，可以说是外交世家。他学过六种语文，其中瑞典文、英文、法文三种尤其娴熟。
一般说来，在语文的研究上，弱小的国家比较富强的国家容易，尤其是犹太人，当以色列还没有复国前，他们到处流浪，所以他们不得不虚心研究，委曲求全。多懂一种外国语，多得一些便利。此外，多旅行，多交际，把自己所学过的语言，充分运用，结果，自然会达到纯熟的境地。
真理永远不会磨灭的，让时间来作最后的证明。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