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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一别，不觉已经过了8个月。在这期间内，我因为忙着撰述《泰戈尔传》，弄得夜不安寝，食不甘味。亲友寄来的信件，堆积如山，我看完把它们放在一边，始终找不出时间来答复。熟人到家里来访问，我非常感激他们的盛意，但我也找不出时间去回拜。至于电影或文娱，我只好看看广告，聊解眼饴，要抽出时间去寻开心，似乎十分困难。
从撰述几种长篇传记的经验，我知道大部头的著作，到底和短篇的散文不同。写短篇的散文，只要兴奋和灵感一来，差不多可以援笔立就。至于大部头的著述，无论创作也罢，研究也罢，非有大魄力便不能交卷。
一部百万言的《红楼梦》，它需要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然后才算是完璧。一部百万言的《战争与和平》，它要经过七次的删改抄写，然后才算是定本。一部《资治通鉴》，需要16年才杀青。当代英国克拉潘教授的《近代英国经济史》及汤因比教授的《历史研究》，各费30年的工夫才能够完成。小就与大成，小点和大菜，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是普通人所能估计。
你知道，我在报馆的工作，主要的是写社论，虽然偶尔也编辑一些副刊或特刊。社论这东西，是和时间赛跑，越和新闻配合越好。只因时间性太重，所以过了不久，便成为明日黄花，连自己也掉头不顾，更不必说一般读者了。
为着保留一点生活的脚印，公余之暇，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贯注于读书写作。以前所写的多是散文和游记，近年来却偏重传记，将来也许还会尝试长篇小说。
自五年前经过一场大病后，精神大为减退。从前是无限公司，日夜可以毫无限制地继续煎熬；现在已经改为有限公司，一切须量入为出，早眠早起，起居饮食，都受严格的管制。
承嘱为你的刊物写稿，本应如命，只因精力有限，不敢分心，更不敢任意透支，所以写稿这事情，恐怕要敬谢不敏了。方命之处，望你及其他约我写稿的朋友多多原谅！
闲居无事，细心思索中外历史上移风易俗的工作，主要的是落在两三个有心人的肩膀上。山东出了孔孟，居然成为礼义之邦。屈宋文章，曾左事业，使湖南人个个有光采。建安曹氏三父子，眉山苏氏三父子，都能够主持文运。欧洲的文艺复兴，无非得力于罗马三画圣。名噪一时的英国湖上诗人，他们的人数也是屈指可数。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领略移风易俗的工作，全在两三个有志之士肯负起带头的作用。这些人须动机纯洁，认识正确，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只为负起历史所加的使命。起初，他们的行动也许像旷野的呼声，不为社会重视，但是，经过相当时间后，社会人士对他们的认识逐渐增加，等到一种运动蔚为风气的时候，他们便达到收获的阶段了。
年来研究印度问题，颇有所得。我觉得印度在2505年前出了一个佛祖释迦牟尼后，它的文化、艺术、政治、经济一直停滞不进，至少可以说是进步得不快。它几度被外族侵凌，尤其是独立前的150年间，曾受英国的统治，使它没法子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发展。
平心而论，英国这个老大的帝国，自有它的风度，比起西欧其他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去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英国在印度所留下的光荣的传统，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第一，树立健全的文官制度。我们知道，政党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但文官制度须十分健全，使政府可以继续不断地办理要公。战后亚洲和非洲许多新兴国家在行政上搅得一塌糊涂，而印度却能够按照固定的方针，厉行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五年计划，主要的是得力于健全的文官制度。
第二，实施良好的英文教育。虽然尼赫鲁说，“殖民地教育是书记教育”，但在印度的英国文官中，曾产生了一位特出的史学家、政论家、诗人麦考莱。麦考莱在印度服务多年，除撰述一部巨著《英国史》外，还写了许多传记及诗篇。在印度没有独立以前，每个上流人物的书房，差不多个个都有一部《圣经》，一部《莎翁全集》，一部《麦考莱全集》。只因印度人懂得“简练以为揣摩”，所以印度的少数文人学者能够写出标准的英文，养成他们爱好文学的习惯。
第三，印度在短短三十年间，一连产生了三个大人物：泰戈尔、甘地、尼赫鲁。泰戈尔和甘地开路于先，尼赫鲁继承于后。这三个人的相互合作，相互照应，使印度在国际文坛政坛上发出万丈的光芒。相反的，假如这三个人不生于同一时代，甚至彼此互相指摘，互相抵消，恐怕世人对印度的看法又不同了。
简单说一句，我们须尽量接受先人的丰富的遗产，然后加以发扬光大，有多少热，发多少光。想起“无忝尔所生”这句话，我们实在不能不发愤用功了。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