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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连接几封信，知道近况清胜，慰甚！
承赠《中国文学史》四厚册，谢谢！这部书观点正确，材料丰富，而文字也琅琅可诵，可算是后来居上。我希望不久之后，能够看到一部《中国通史》，这种工作是吃力不讨好，专门学者不敢做，普通文人做不来。它需要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四者兼备的人，才可以动笔，光是阅览资料的准备工作，至少需要十年苦工夫。
从前梁任公既有这宏愿，又有一枝常带情感的笔锋，最适宜做这种工作；可惜他对政治太过热心，致精力分散，没法子完成他的志愿，这是很可惜的。
做人真是难事，没有名望，连吃饭也发生问题；有了名望，时间就要由社会去支配，自己没法子作主。难怪诗圣泰戈尔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后，在私人信件上很感慨地说道：“从今以后，我再也得不到片刻宁静了。”
谁也知道，真学问全是从寂寞中得来。那些显赫一时的政治显要、社会闻人，一天到晚忙着开会、接见、批阅文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连气也喘不过来。假如私生活再不检点，这简直是双斧伐孤树，连生命也保不住，哪里有闲工夫继续做学问？
我常觉得，搞政治的人，在某种环境下，坐监几年，强迫他休息，让他有多余的闲暇来检讨和写作，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尼赫鲁的三部大著《世界史一瞥》、《印度的发现》、《自传》是在长期监禁中写出来的；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在监狱中完成的。他如文学上的名著《天路历程》、《鲁滨孙飘流记》、《唐·吉诃德》，它们的作者也经过一度的囚犯生活。
思想这东西是最难捉摸的、稍纵即逝的东西。一个人受了新刺激，马上有反应。当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须把它速记下来。速记积聚了相当时期，最好找个机会加以整理。这两部分工作，缺一不可。没有速记或笔记，将来无从问津。速记或笔记积得太多而不加以整理，这等于陈年烂账，将来一看就觉得头痛，不如干脆把它扔掉，还使精神上少了一层负担。
在新加坡期间，你要教导四百名学生，弄得你有“这不是教书，而是带兵”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本来材料是现成的，问题全在选择的工夫。学问是多方面的，问题也全在选择的工夫。聪明的教育家，他会循循善诱地指导学生养成治学的兴趣和方法，由博返约，执简驭繁。到了这地步，学生将会觉得欲罢不能，非继续研究，不能满足他的治学的愿望。
一个学有根底的学生，当他进了大学之后，他应该以图书馆或实验室为生活的中心。只要他肯用功，埋头苦干，迟早便有丰富的收获。
至于教授，他应该处于指导的地位，让学生质疑问难。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又有新问题；一连解决几个问题，学生便豁然贯通，以后他将以势如破竹的姿态，一往无前地穷源究流，用不着别人指导了。
在书籍这么方便的时代，尤其是指导入门的书籍很多的时代，一个人没有进大学也照样可以研究学问。所不同的是，大学里有图书馆、实验室的设备，有各种专家学者让你请教，最后，还有机会让你结交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做将来社会活动的准备；而这些条件，是那些没有机会进大学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著名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分野很简单：前者取录学生非常严格，后者取录学生马马虎虎；前者聘请教授注重真才实学，后者聘请教授仅看人事关系；前者对于图书仪器的设备，力求充实，后者因陋就简，只要应付得过去，便算功德圆满。只因一念之差，前者和后者的出产品判若天壤。
但是，办大学是一宗极端困难的事情。它是整个国力的比赛。以文化高度发展的英国，到如今，还是以牛津、剑桥、伦敦三间大学驰誉国际，其他各大学也许有某些学系、某些教授闻名宇内，但要它们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还需要相当时间。美国大学多达一百多间，但举世闻名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华，独擅胜场的仅得北大和清华。文化最普及的日本，首屈一指的还是东京帝国大学。任何事业的成功，不外天时、地利、人和的适当的配合，同时，又靠时间、精力、金钱的累积。“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两句话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来信一再垂询你的几个旧生，足见你的人格的伟大，堪为师表。据我的观察，世间最能帮忙同学的是同学，最能伤害同学的也是同学，“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这意思。
近来有什么新著，得暇乞惠赐一二，以开眼界。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