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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你闲谈办报的事情，很有趣味。现在趁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把它记载下来，聊当将来参考的资料。
俗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任何事业的成功，主要的是靠人才。有了人才，自然而然会找到资本；有了资本，不难添置一切必要的配备。人才、资本、配备三者俱全，连天大的事情都可以顺利完成，何况区区一间报馆？
报纸虽然是近代化的一种大企业，它需要有关各部门都很健全地平衡发展，但它的灵魂仍寄托于编辑部。读者花了钱去买报，主要的是希望看到几条重要的新闻，几篇可读的文章。此外，电影消息、经济行情、体育动态、赛马专栏、卫生常识，各就各的兴趣，抢先看个究竟。只要读者对某些问题，某些作家发生浓厚的兴趣，那么他们将予以大力支持，而报馆的地位将一天比一天巩固。
中国之有现代的报纸，少说也有80多年的历史。其中资格最老的应推上海《申报》（1873年创刊，1949年停刊），在国际地位最高的应推《大公报》（该报于抗战期间，曾得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奖金）。
《大公报》起初也没有什么苗头，自1926年改组后，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共同负责。吴鼎昌是盐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又做贵州省长，让他来做经济的靠山，不怕资金周转不灵；张季鸾主持笔政，而且时常做政府当局的座上宾，对于政局的变化的消息，他往往比较别家报纸灵通；胡政之本来是个名记者，他曾到巴黎和会采访新闻，具备名记者的资格来主持业务，他这才能够独具只眼，遴选办报的长才。
起初《大公报》仅以社论闻名。每天晚上，几个巨头总要开会讨论，提供具体的意见，然后指定一个执笔。文成之后，仍要再三斟酌，成为一篇既有新风色，而又琅琅可诵的文章。
在态度上，《大公报》是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政策，平时尽量找漏洞，敢批评，读者看得很痛快；到了危急关头，它便站在国家民族的严正的立场来支持政府，结果，它的效力比较从头到尾地“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的几十间党报，强胜万倍。
《大公报》在社论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后，它便进一步特派记者到各地去采访，着重非常精彩的特写。
起初，他派了一位很能干的记者到西北去参观。中国是个庞大的国家，对于边疆的事情，大多数人都莫名其妙。自那位记者的特写在报纸上连载后，大家才大加赏识。他的旧学颇有根底，他懂得运用《读史方舆纪要》的方法来描写现实的环境，遇必要时，将历史地理的知识加以点缀，成为文情并茂的通讯。因此，他的《中国西北角》出版后，马上风行一时。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给《大公报》制造一个好机会。《大公报》里有个自学成功的编辑，他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料，编成一种《六十年的中国与日本》，每天在报纸上连哉，引起读者很大的兴趣；后来汇订成书，多达六厚册，这使各大学的西洋史或近代史教授瞠目结舌。因为后者仅能做外国学者的留声机，食古不化；而前者居然有胆量和魄力，担任这么艰巨的工作。
经过长期的努力后，《六十年的中国与日本》的编者不但成为“日本通”，而且可步张季鸾的后尘，成为一个著名的主笔了。
随着社论及国内通信网的成功，《大公报》开始布置外国通信网，而最初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萧乾的伦敦通信。
那时欧战爆发，英国虽然不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引用罗斯福总统的名言），但欧洲的许多流亡政府都以伦敦为根据地。萧乾运用他的轻松的笔调，从侧面来描写战争的进展；每篇通讯出版，读者都争相传诵，使读者对于国际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
此外，《大公报》在东京、美国、新加坡都有特派员，他们的长篇通讯稿也受读者欢迎。
自1936年起，《大公报》曾创办“星期论文”一栏，广约学者专家轮流撰稿。这些专论多数都值得一读。第二年，上海《申报》也如法炮制，由它的负责人赵泰先生（现任马大中文系讲师）到北京去邀请十二人轮流执笔，召集人为顾颉刚教授，我也躬逢其盛，现在顺便带了一笔。
至于电讯版，欧美各大报，多用“本报专电”，仅有落后地区的报纸，才完全采用各大通讯社的电讯。为着节省篇幅，同时，使新闻更见有条不紊，我主张“综合报道”是个好办法，虽然编者要多费一些时间。
总之，读者既注重正确详尽的新闻，又崇拜卓著声誉的作者。假如报馆当局能够多方面网罗名士为它效命，那么读者将把看报当做日常生活的大事件，而报纸也会不胫而走了。
此外，朝野人士能够尊重新闻自由，给记者以种种便利，这在提高和普及文化上，将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以上所述，是二三十年前的掌故，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历史的镜子看。至于战后十几年的情形，我非常隔膜，恕不多谈。
此问
近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