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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t兄和你的长千金文燕来，大家闲谈了一个钟头，从t兄的谈话中，知道你这一年来的生活过得很写意，至以为慰！
今天拜读你写给新加坡的音乐同学的信，使我对你有深一层的认识。
记得1949年我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正值你和郑绍璋女士赴英研究音乐的日子。三年之后，你们两位联翩归来，一直为音乐界服务。
时间过得真快，去年你又重往欧美深造，而郑绍璋女士也于昨天赴美，专攻音乐治疗学了。我除自愧不长进外，只好以非常羡慕的眼光，恭祝你们万事如意。
自我到新加坡后，忽忽已经15年，这15年来，社会变化得很快。小孩变成大人，青年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年。就音乐方面而论，谢佩贞女士、黄晚成女士仍严守岗位，教导青年。在新出的人才中，朱晖、郁君贻、张文婕等人已经引起社会的注意；而这三位青年，当我初到新加坡的时候，年纪不过在10岁左右。至圣如孔子，有时也难免会长叹一声：“后生可畏！”
来信有一段写得很精彩。你说：
本来打算趁这次欧美旅行结束后告老退休，自以为在音乐界工作了十多年，实在够了，应该回到厨房去，为七个孩子们及丈夫烧几样可口的小菜才是，可是自从这次的经验，看见许多比我年纪更大的朋友，干得这么起劲，像黎德博已经是77岁的老人家，每年至少有五十多次的音乐会由他指挥。我越想越惭愧。我决定今后非但不作退休想，还要再从头开始哩！
你这段话，可以说是先得我心。我自问天资不如人，健康不如人，环境不如人，机会不如人，但是一息尚存，我绝对不放弃我的责任。
名和利、权和势，这些事情我自幼看得很淡，但是，对于学问的兴趣，我却越来越浓厚。我现在过的还是学生的生活，每天鸡鸣而起，梳洗和散步后，就开始一天的工作。
你知道，我干的是写作生涯，时间多少可以自由分配。每天的课程，不外阅读、思维、写作。阅读和思维，缺一不可，到了阅读和思维告一段落的时候，水到渠成，拿起笔来，大可笔不停挥地写下去。
近来和友人谈天，大家公认日本人的知识水准很高而又很普遍，不过一般文人的生活都十分清苦。这儿的专家有限，书籍又非常贫乏，但物质生活倒过得去。为着避免做蛀米虫，只管消费，不事生产，志同道合的文人应该定期碰碰头，谈谈天，把自己研究的心得，贡献给大家。
我怀抱这志愿多年，但我究竟是个空想家，肚子满有计划，可是要我起来实行，我却懒得动。事实上，每天傍晚从办公室回来。衬衫一脱，拖鞋一穿，拿一张破藤椅迎风一躺，连南面王的高位也不能动我的心，还谈什么集会和结社？
我明知自己这种不管闲事、独善其身的办法很不对，但积习如此，这又有什么办法？
据t先生说，今年年底你就可以回来。届时，你大可发挥抱负，筹备音乐院、组织交响乐队了。我虽不敏，当以音乐欣赏家的身份，时常静听你所指挥的交响乐队的演奏了。
其实，任何团体，它的灵魂不外两三个人。假如这两三个人非常得力，那么他们便可起着极大的作用。相反的，一个团体连两三个主干也找不到，它恐怕不会维持得很长久。
谈起集体创作，我最佩服英国的《牛津新字典》、《剑桥史学丛书》，美国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些书籍，至少要网罗三五千名学者专家。你知道，每个学者专家都有他们的怪脾气，不大容易应付。加以卷帙浩繁，非长期不断的努力，不会成功，尤其《牛津新字典》，前后达75年之久，总编辑换过4人。假如前人所定的凡例不够严密，假如后人不体贴前人的苦恼，一上台便推翻旧议案，凡事要从头做起，甚至已经聘定的特约撰稿人也一一解聘，恐怕再加上10倍时间，永远也没有成书的可能。
从英美学人举办大事业的成功，我们更应该下个决心，即“成功何必在我？”只要我对团体尽了应尽的本分，那么在谁的名义下主办成功，都是毫不在乎。像这种正确的观念，我们有提倡和实行的必要，不然，每个人仅能在街头唱独脚戏，自拉自唱，自笑自怜，所发生的影响当然不大。另一方面，假如要举办交响乐队，要出版大部头的丛书，除集思广益，而且加以协调外，恐怕不容易成功。
写到这儿，知道你已经到了威尼斯。威尼斯是我旧游之地，圣马可广场的鸽子，更使我念念不忘。得空望你买两毛钱玉蜀米，代我喂喂那群鸽子。
专此顺祝
旅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