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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信和新书两册，已经收到了，谢谢！那部英文小说《外省生活景象》，行文流利，我一口气读完，得益颇多。新出版的英文《新约》，因为内容是讲道德、说仁义，须慢慢玩味，仔细体会，所以我把它列为日课，等全书读完后，再发表意见。
8月23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讨论“四大源流教育平等”的问题。我的演讲稿，长达六千字，这是多年来我公开演讲最长的一篇文字。那两次在南洋大学演讲，是由我个人主讲，而这次座谈会一共有四个人发言，所以我更要谨慎些，虽然我明知道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当我还没有谈到正题之前，我曾提出两点声明：
第一，目前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东方阵营的领袖，据说代表半个世界；西方阵营的领袖，据说也代表半个世界。的确，他们的手里都拥有秘密武器，可以操纵全世界人类的合运。是和？是战？是生？是死？他们可作最后的决定，虽然他们不管一般人民同意不同意。
说来很惭愧，今晚我到这儿来演讲，我不但不能代表东方阵营，或西方阵营，我也不能代表新加坡。说得更彻底一点，连我所服务的一间报馆也代表不了。因为报馆同事有几百人，事前我并没有征求他们的高见，所以今晚我所说的话，只代表我个人。假如说错了，应由我自己负责。
第二，我的日常工作，就是阅读和写作，一天讲不到五句话。因此，要在我的讲台上发表长篇大论，实在很困难。在今晚的谈话中，假如有什么辞不达意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那晚的会，一连开了三个钟头，全场鸦雀无声，静听四位主讲人轮流发言。到了10点30分，主持人征求我的意见，可否再延长半点钟。我知道一般听众已经相当疲倦，尤其是他们几个钟头没有水喝，喉咙干得要命，所以我提议散会。
过去几个月间，由于两次补选关系，政海上突然起了一点小风波。但是，就教育界而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华文中学三三制或四二制这问题。由这问题又牵涉到英校得到特殊的待遇，华校得到不平等的待遇等问题。这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密切的注意，相信不久的将来，当会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常觉得，三三制或四二制，这都是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却在于师资和设备。现在请听我慢慢道来。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韩文公这两句话，把师资的重要性说得一清二楚。高明的老师，不但比学生先走一两步，他很可能比学生先走五十步一百步。为了追随一两位名师，古人才不辞万水千山的跋涉，到处寻师。
本来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巧”是从个人熟练得来的。但是，一个良好的老师，他能够指示新方法、新途径，使人缩短了不少艰险的行程，节省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精力、金钱。光是这一点，良师就值得人尊重。难怪古人初见老师时，要行拜师礼，到了老师死后，还要“心丧”三年，以示念念不忘的意思。
目前这儿缺乏的就是教授中国文史的人才，更缺乏的是研讨中国哲学的人才。一来大陆的学人根本不能进境。二来香港的学人，随着该地待遇的一再提高，也不想作南游的打算。至于这儿现有的学人，有的退休，有的转行，剩下的人才，寥寥可数。假如一间大学要创办像样的文学院，它还须从头做起，一面招兵买马，一面努力培养新人才。
像研究理科的人须以实验室为活动的中心一样，研究文科的人应以图书馆为工作的场所。虽然有了图书馆不见得就有学问，但是没有图书馆恐怕连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也写不成功。
新加坡的书籍的缺乏，凡是做专门研究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加以年来因为种种关系，中国出版的新书不容易进来，这似乎更增加学人的不方便。
最近我接到美国哈佛大学寄来一本新书《五四运动史》，著者为周策纵博士。这部书所搜集的材料的丰富，真使人钦佩不置。老实说，除北京外，目前要撰述有关中国学术问题的书籍，只有华盛顿、伦敦、东京。苏联的藏书情形我不知道，照一般情形来看，它很可能会超过其他各国。
从前人研究学问，光靠几本书籍，简练以为揣摩，到了融会贯通的时候，他们便可著书立说。现代人研究学问，离不开图书馆和实验室。这完全是国力的比赛。我们到各大学去参观，只须看看它们的教授的著作及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设备，便可断定它们的地位的高低。
近来有什么述作？长篇小说已经动笔否？念念！
新加坡苦旱，几个蓄水池濒于枯竭。从今天起，政府下令轮流制水，一星期轮到四次，每次六小时。一般市民，多抱大旱望云霓的心情，希望大雨滂沱而下，免得再受制水的麻烦。馀俟续谈。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