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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想念间，忽蒙大驾亲临寒斋，感甚！幸甚！
先生年事虽高，然精力充沛，既关心时事，又长于辩才，每次晤谈，多蒙教益。谨祝保护健康，为时珍重！
先生所拳拳服膺的人物，实为黄公度（遵宪）先生。年来先生搜集公度先生遗著的辛勤，海内外学人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到了成书之日，先生却埋名匿姓，仅用“赖伯陶”的笔名。细心研讨先生所用的笔名的本意，无非说明先生之所以有今天之成就，实依靠伯父（公度先生）的陶冶。一生孜孜不倦，功成而不居，这只有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人，才能够很自然地做得到。
公度先生以诗名世。年来治中国诗学史或文学史的人，没有一个不给他以应得的地位。然而这只关于公度先生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至于他的为人，实在也值得后人取法。
从《梁任公年谱》里，我们知道梁任公初创办《时务报》的时候，资本仅三千四百两，而首先支持任公的，就是公度先生。公度先生捐赠一千两，再加上“强学会”余款二千四百两，他的报纸便开办起来。
这份报纸，不但和中国维新事业很有关系，而且是梁任公一生的著述生涯的转机。假如当时他的报纸办不成功，那么他迫于衣食，不能不就伍廷芳之聘，给他作随从的参赞。从此宦海浮沉，意志消磨，恐怕很难有什么大作为了。
古人说得好：“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无论做好事或做坏事，最难的是出发点和持续性。然而权衡轻重，出发点比较持续性更难。
就作家而论，最难的是鼓起勇气和信心，写他的第一本书。只要第一本书写得成功，以后连续写几十本，也不见得有什么大困难。同样的，做强盗或娼妓，最难的就是第一次昧着良心，拉下脸皮来干那不可告人的勾当。只要第一道难关打破，以后连续干了一辈子，也不过如此。
自梁任公的《时务报》在政治界和文化界起了带头作用之后，他便成为当时社会的顽固派的死对头，同时，他的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也天天增加。须知一个人从事任何活动，最怕是石沉大海，无声无臭。只要社会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么他的活动便算是起了作用，而未来的史家将凭他所发生的作用的大小，给他以应得的评价。
在拙著《西方英雄谱》自序里，我开头便说：“英雄是成功的流氓，流氓是失败的英雄。”在同时代里，从正面看来，某某人是英雄；从反面看来，某某人却是流氓。在不同时代里，正统史家所公认的英雄，革命史家却认为大逆不道。别的不用说，光是年来大家对于王莽、曹操、王安石、洪秀全、曾国藩的地位的辩论，已经见仁见智，各执一辞，谁也不佩服人家的论断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前年我认识一位姓黄的青年，他是某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再过两个月便要毕业离校了。这位青年好学深思，从初中一年级起，就一面当店员，一面读书，公余之暇，还时常在各报副刊上发表文章。他的进步的神速，使我大为惊奇。月前他参加全星技术论文比赛，荣获冠军。最近又蒙全体同学的公举，担任毕业刊的编辑。像这么优秀的青年，照理应该得到深造的机会。
昨天他给我一封信，说他无力升学，希望到社会去服务。职务不论高低，待遇不计好坏，只要有糊口之资就算了。
我看了之后，心里非常难过。一来目前人浮于事，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来谋生，实在不大容易。据我知道，公私机关在报上征聘人才，平均每一职务，至少有一百至一千名中学毕业生前来申请，海底摸针，得被录取的机会实在不多。
像黄君这么少年英俊，敏而好学，我觉得他没有继续升学，实在很可惜。他本人也很有意思进马大中文系，拜我们的朋友赵泰兄做老师。我知道，像他这么一个可造的青年，假如有机会让他深造，他迟早会脱颖而出，不必长期依靠任何人的帮忙。
马大有的是助学金、奖学金，不过这些东西须等待他本人入学之后，才有商量的余地。问题在这儿，黄君所缺乏的就是第一年的学费。假如社会上有人肯给他以一点“推送的力量”，以后他自能一帆风顺，专心向学，而所得的成绩将倍蓰于半工半读的中学时代。
先生退休多年，照理我不应该说这一堆话来扰乱清听。窃思先生儿孙满堂，长享优游林下的清福。假如先生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肯出来倡导，并广约金融界、实业界朋友，支持这义举，相信二三千元的数目，不难在咄嗟之间筹到。只要第一年学费有把握，黄君便可心安理得地继续深造了。
的确，“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冒渎清神，诸希鉴宥。
专此敬请
大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