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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9月30日手教，不胜喜慰！
你主持中央医院，工作那么繁重，但你仍能够忙里偷闲地把拙著《泰戈尔传》一口气读完，这对我已经是一种鼓励；读完之后，你又动笔写一封信来讨论几个问题，这不能不使我加倍兴奋。
唱歌演讲的人，最怕听众冷落。著书立说的人，最怕读者没有反应。一代辩才安东尼，当他开头替凯撒将军辩护的时候，他就说：“朋友们，罗马人，同胞们，请大家听我讲，……”这虽小事，但从此可见，“请大家听我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须知听讲和阅读是自动的、自发的。假如讲者和著者得不到听众和读者的信任，谁肯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神去听讲阅读？
过去中国的传记作家，一来受文字的限制，二来受形式的限制，所以他们没法子打开新局面。他们比较擅长的是年谱，而年谱等于流水账，把各种事实，按年代先后排列下来。它的作用至多等于参考资料，很难使读者对事主有深刻而又完整的印象。
本来，言为心声，思想支配文字。千古奇才司马迁，他的传记之所以写得有声有色，因为他和事主起了共鸣的作用。由共鸣发生同情，由同情发生兴奋，于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作者既然等于事主的化身，所以笔锋常带情感，文字也富有力量。你瞧，《项羽本纪》、《货殖列传》、《滑稽列传》、《游侠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作者简直是借题发挥，把自己的人格渗透于事主的事迹里边，下笔痛快淋漓，读时也回味无穷。
谈到国际主义，我从懂得运用思想的时候起，一直认为这是寻求世界和平的正确的途径。这种主张，随着核子武器的发展，越来越显得重要。
所谓“国际主义”，即“人道主义”的别名。中国的圣人，早就教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推恩足以保禽兽，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换句话说，假如每个人都懂得“爱人如己”，贯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张，那么一切威力无比的武器，都可以全部销毁了。
现在问题在这儿，谁都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是绝对的对；人家的一言一语，是绝对的错。自己有百是无一非，人家有百非无一是。自己扩充军备、制造武器，算是保卫自由；人家扩充军备、制造武器，算是蓄意侵略。准备和谈之前，有关各国先要耀武扬威地表演自己的最得意的杰作——即最新式的武器。这种幼稚不堪的思想，名为准备和谈，其实迹近勒索。换句话说，备战言和的办法，我实在不敢赞成。
须知战争与和平，势不两立。战争的魔鬼，狰狞凶恶；和平的女神，和蔼温柔。只要战争的恶魔一露面，和平的女神便吓得不敢出头。
由于战后16年间，科学技术进步的神速，各种武器的破坏的力量，也比较战前增加了百倍千倍。现在谁也知道，列强所拥有的武器，可以毁灭几个地球而有余。只要任何一方估计错误，在一天之内，整个世界大有全部陆沉的可能。
年来列强倾全力来制造人造卫星、推送太空人。这固然是科学技术界最伟大的功绩，但是，当和平的女神姗姗来迟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功绩一点也不感兴趣。
苏东坡说得好：“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蛰伏在太空船里，过着无重量、无活动、无思想的生活，远不如到海滨去吃风，到山顶去赏月，更来得有趣。
你说：“世上纷争，是起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这话一点也不错。由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作祟，谁都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人家。须知疑心生暗鬼，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人家，只觉人家一切都不对劲，自己什么都十全十美。
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意志不大坚定的人，一经考验，便原形毕露。记得第一次大战期间，有些平时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斗士，到了大战迫近的时期，便放弃原有的立场，自动地加入战场。
现在情形比较好转，前途也比较乐观。一来，除社会主义国家外，资本主义国家也尽量提高所得税、遗产税，而且采用累进的方法，使私人财产受了相当限制。二来，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增加，有钱的人可以上学，没有钱的人照样也可以上学。这样多少可以造成机会均等的好现象。
然而目前最重要的是启发儿童对于国际主义的信仰，排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无聊。谁也不要妄自尊大地把自己当做上帝的选民，或什么优秀的民族，谁也不应该“斤斤于民族自尊，也要能够尊重其他民族或国家”。
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够在这方面痛下工夫，努力提倡国际主义，鼓励儿童以世界公民自命；相信30年之后，国际间无谓的纠纷，当可平息。届时，大家在长享人间的繁荣康乐的余暇，再来发展太空研究，绝对不会觉得太迟。
专此布复，顺祝
着手成春！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