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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畅谈，非常愉快。
你出身三山望族，八闽世家。自幼饱通经史，长大留学伦敦，荣获博士学位。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像你这样学以致用的人才，实在可以说是国家的瑰宝。
你在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几年后，即从事行政工作。虽公务缠身，然而你能够利用余暇来研讨中国文学，越读越觉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是多年学道的心得语，绝对不可以等闲视之。
你说，在文学和哲学的成就上，中国的古圣先贤，比较任何国家的最高水准，毫无愧色。这句话我完全赞同。我末学肤受，读书不多，然而自15岁立志向学那天起，40年来手不释卷。我总觉得孔、孟、老、庄的哲学，左、国、马、班的史学，屈、宋、韩、柳的文章，李、杜、苏、陆的诗篇，可以和任何国家的哲人相抗衡。别的不用说，光是一个高僧玄奘，他的排斥万难的意志，勤学苦练的决心，发扬光大的魄力，给中印两国凭添几许功绩。他那种成就，虽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平居无事，我曾细心研究中国古圣先贤高深的造诣的原因，不外下列几点：
第一，严格的家教。在书香的家庭里，厅堂上固然挂满匾额及对联，客厅和书房里也要陈列了几多字画。儿童的感受性很强，耳濡目染，心里早已孕育艺术学术的情调，培养立功立业的志趣；加以父兄监督严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久而久之，他的品格自然高人一筹。本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人格高尚，识见深远，以后无论治学治事，当然能够左右逢源。
举一个例，最近有个朋友从纽约来，他说，当五年前，苏联放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朝野人士莫不惊惶失措。他们倾全力来检讨美苏的教育制度。他们所得的结论是，苏联的教育制度的优点较多，教师待遇高，学生功课紧……等。后来又有一部分教育家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比较苏联还高明，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家教严格。因为在纽约的少年罪犯中，中国的少年是绝无仅有。这儿可见严格的家教是多么重要！
第二，坚定的意志。闲尝研讨儒家的教育学说，深感妙语如珠，其中“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又如“有为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寥寥数语，暗示学人须怀抱坚定的意志。
这种探讨坚定的意志的真理，到了孟子的“弈秋教人弈”、荀子的《劝学篇》、庄子的《养生主》，更发挥得淋漓尽致。梁任公也体会这意思，他平生继续不断地活动。他的理由是，活动也许会成功，也许会失败。假如停止活动，那么失败已经注定。
第三，刻苦的精神。古人为着求道，不惜万里寻师，或“立雪程门”。因为老师可以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学生必须尊师尊道。
其实，从功利的观点看来，万里寻师也是一本万利的行径。在学道学艺的过程中，一般人只要下了相当工夫，都能够达到某种程度。可是超过那限度，仅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达到。在这当儿，假如你能够找到机会向那位数一数二的大师虚心请教，让他替你指示迷津，片刻之间，可以收到发聋振瞶的效力。
这种最后的指示，即古人所谓“秘诀”或“心传”。假如你能够找到窍门，这不知道会节省多少时间和精力。
窍门找到之后，须发愤用功。回想煤油灯、电灯还没有发明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光凭勤学苦练的精神，在一盏黯淡的桐油灯的照耀下，三更灯火五更鸡，昼夜攻读，片刻不懈。到了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那种乐趣，绝对不是任何娱乐场所能找得到。
在文学、史学、哲学三方面的成就，中国的古圣先贤已经达到最高峰，所差的仅是自然科学。你认为，过去中国自然科学的落后，一面由于教育不大普及，文盲太多，出色的人才便相对地减少，一面由于国家太过贫穷，没有力量作科学仪器的设备，于是抱残守阙，不能充分发挥天才。这两点都是事实。只要社会日趋安定，人民日见富庶，谁都懂得“富而教之”是社会进化的康庄大道。
回头再看南洋的青年，我觉得他们多数都很聪明而又富有热情，可惜他们的外诱太多，精力分散。须知“用志不纷，乃凝于神”。无论学术或艺术，非长期继续不断地研讨，很难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最后，我还有一点意见。古代中国的哲人，多是生活简单，思想丰富。现代一般青年，多是生活丰富，思想简单。今天看两场电影，明天准备派对，后天参加野餐，再后天忙着开会；整天忙忙碌碌，使心情没有一刻宁静，这还谈什么深造？
容俟续谈，专此敬请
大安！
子云（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