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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在电话里和你谈了15分钟，把胸中的积愫完全吐露出来，心里觉得非常愉快。
我是个不喜欢开会，而爱好谈天的人。我过惯了自由职业的生活。我觉得自由自在地作上下古今谈，是人生快事。不过这种机会，在南洋却不可多得。因为这儿是商业社会，铜臭很重。有钱有势的人说话，有人洗耳恭听；没钱没势的人说话，根本没有人理睬。我颇有自知之明，遇着那种场合，只好自认晦气，一声不响。
你研究国际公法而不参加实际的政治工作，这是你的聪明处。
我年轻时代，倒是志不在小。为着准备将来要改造社会，我对各部门学问曾发生极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艺，我曾涉猎了一些。当时我想把自己训练得比较成熟，然后投身政治，负起旋乾转坤的重任。
经过多年切身的经验，细心的观察，终于使我视政治为畏途，尤其是自1947年在新加坡安居下来之后，我就洗手不干了。虽然我有时也写些评论，那仅是纸上谈兵，属于职业的政论家的性质，与实际活动毫无关系。
我常觉得，要做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家，必须具备深厚的素养。
第一，才。第一流的政治家多是才气洋溢的人物。在群众大会上，他的口如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能够发生催眠的作用，使听众聚精会神地和他发生共鸣。在报纸杂志上，他的常带情感的笔锋，以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论著，使读者不忍释卷。这种表情达意的才具，假如没有训练到家，最好提早回头，免得当场献丑。
第二，学。第一流的政治家须有一两门高度专门的学识，使他和这些部门的专家能够侃侃而谈。同时，他也须有丰富的常识，使他能够和当代通人会谈的时候，也不至茫然不知所措。无论专识也好，常识也好，这完全得力于平时累积的工夫。
一般说来，搞政治的人，因为经常演讲和写作，在才具方面，他们多少有把握，至少有些空洞的架势。他们的短处，在于没有时间治学，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根底的人，一遇着忙碌的生活，便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看书既不深入，更淡不到什么心得了。
第三，识。第一流的政治家必须有深远的见识。要培养见识，除个人的经验外，最好是研讨史籍和传记。因为读史能够“鉴古知今”，读传记能够给人以有益的启示，所以《资治通鉴》及名家传记仍成为政治家案头必备的参考书。
须知政治家的任务应从大处远处着想。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决策。决策和整天干例行公务的工作不同。像那些在银行里忙着数钞票、记账目的职员并不是银行家，在使领馆里填写护照和签证的秘书和领事并不是外交家一样，在政府机关里书写“等因奉此”的公务员并不是政治家。换句话说，要准备将来从事决策这么重要的工作，必须从培养见识入手。
第四，度。才、学、识三者具备，仅算一半工夫，另外一半工夫，全在度量。名政论家章士钊曾说：“为政之道，在于有容。”这真是至理名言。政治家没有容人的度量，什么事情都要察察为明，他的成就至多是偏锋，不能作统筹兼顾，指挥若定的中锋。
最后，我要谈谈“献身”（devotion）这问题。做第一流的政治家，像做宗教家、革命家、慈善家一样，完全是舍己为人的事业。它需要人牺牲小我、牺牲家庭、牺牲一切的利益。要达到这目的，只有正确的认识、坚定的信心、雄厚的魄力，才有希望。
前晚又是半夜醒来，在辗转反侧的时候，忽然想到几句心得语，现在记录下来，给你参考，不知道你赞成这意见否？
大奸似忠，大智若愚，这是一板之隔。摩顶放踵的宗教家和招摇撞骗的神棍，赴汤蹈火的革命家和杀人放火的流氓，躬行实践的政治家和口是心非的政客，毁家抒难的慈善家和横行霸道的地头蛇，这也是一板之隔。
在万花筒的社会里，各种各式的矛盾的现象同时存在。这种似是而非现象，有时真会鱼目混珠，稍微不小心，便会上当。洞悉人情世故的孔子，当他实在看不过眼的时候，他也要大发牢骚，说什么“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你了解政治而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公余之暇，老是看看书，谈谈天，种种花，听听歌，这倒是培养高尚的情趣的办法。
今天的海滨，风平浪静，我的心也好像浮云一样，轻灵飘忽，了无牵挂。为着保留谈话的记录，我顺笔给你写这么一封信，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