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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忽已经年。蒙你先后寄来几封信，报道行程及读书生活，不胜喜慰！只因俗务缠身，致稽迟作答，幸原谅！
自别之后，你曾在荷兰逗留半年以上，把有关的资料，一一用照片保留下来，这是个无价之宝。现在你又有机会，到葡萄牙的京城里斯本作研究工作，驾轻就熟，予取予携。经过这两年的潜修工夫，相信你在中葡交通、贸易、文化的交流等问题的认识，虽然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我常觉得，研究学问最方便的人物莫如僧侣和学侣。僧侣包括和尚、道士、主教，他们的衣食无忧，家室妻子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他们所住的地方，不是名山古刹，便是庞大的教堂的静室。花香鸟语，琴韵书声，这种超尘绝俗的环境，正是研究学问的好所在。虽然普通吃教的人，比较庸夫俗子更庸俗，但是一代高僧，真是了不起。无论学术或艺术，他们多有惊人的成就。别的不用说，光是罗马的教皇，他是由世界各国几十名枢机主教中选出来的；而枢机主教，又是从各国的大主教中选出来的。因此，每届被选为教皇的人，多是德高望重。在语文上，他至少能驾驭五国至十国文字；在学术上，他至少会精通几部门的学问；在年龄上，他起码是超过60岁。这儿可见，美成在久，要做真学问，非有几十年继续不断的累积工夫，绝对不会成功。
其次是学侣。所谓“学侣”（fellow），就是现代各国著名大学研究院，或国立科学院的研究员。他们受过相当教育，得到某些学位，在学术上有相当表现后，就被上述的机关聘为“学侣”或研究员。他们不问行政，不管日常事务。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埋头研究或实地调查。到了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他们便振笔直书，写成洋洋大观的专门著作，或翔实真确的报告书。这些专门著作和报告书，都是很有分量的，即顾炎武所谓“前人所未及有，后人必不可无”的作品。
僧侣和学侣是造就大人才的职业。这事情恐怕没有人否认。除僧侣和学侣外，例如养尊处优的闲曹，如参事、参议、参赞、顾问等职业也不坏。他们的收入已经足够维持中等以上的家庭的生活，他们的职务又不十分繁重。因此，他们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可以由他们自己支配，不必夜以继日地去卖命，更不必像大权在握的要人，整天给接见来宾、批阅公牍、参加会议、送往迎来等无聊的事情，把大好的时间和精力消磨精光。
最后，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文章是不能卖钱的。能文之士，多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自命，他们的工作是和立德、立功等量齐观，干的纯粹是献身的事业。
当时能够以写作为职业的，就是编修国史的史官，纂辑地方志的专家，等而下之，就是修订族谱的落第秀才。至于普通文人，他们至多能够在替人写墓志铭、寿序等无聊的东西上赚些“润笔”之资。例如40年前，齐白石请一代文豪王闿运替他的先母写一篇墓志铭，代价是一百大元。按照目前新加坡的币值来计算，40年前的100元，约等于目前1500元到2000元坡币。那种报酬并不算坏，不过机会却不可多得。
卖文为生，这不但是和生命开玩笑，而且一半是靠运气，一半是靠名气，最后才谈到实学。100年前，美国出了一位出类拔萃的自然哲学家兼诗人韬庐，他所出版的第一部书，印了1000册，仅卖去几十册，剩下的只好陈列在自己的书房，让自己慢慢欣赏。19世纪法国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巴尔扎克，他初期所出版的书籍，简直没有人要，弄得他吃尽当光，一贫如洗。
当代作家生活上过得舒适的，多是通俗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的文艺价值并不太高，只因它们能够改编为电影，所以它们的版税就很可观，转眼之间，换回几十万元，作一生的生活费，并不怎样困难。
英美的两位要人——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所出的《第二次大战回忆录》和《欧洲十字军》，都给作者带回百万美金。据说，他们从版税上的所得，比较一生从事政治和军事所得的薪俸还多。他们都是乱世的能臣，战争的领袖，同时，他们都打了胜仗，而且懂得“功底、名遂、身退”的秘诀。因此，优游林下，著述自娱，博得一般崇拜英雄的人的同情。
相反的，假如在大战期间，联军一直打了败仗，那么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无论运用什么生花的妙笔，他们的大著的销路，恐怕会大受影响。
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和艺术作品，要么是价值连城，要么是一文不值，用金钱来衡量学术和艺术作品，这对于学者和艺术家是个大侮辱。
但是，人生衣食真难事。假如起码的生活问题没有解决，整天为口腹之累，家庭之累，儿女之累，而俯仰由人；精神涣散，气力磨光，意志消沉，恐怕连一篇像样的文章也写不成功，更谈不上什么不朽的作品了。
现在你的生活无忧，环境又极舒适，这正是发挥长才的时候，望你充分运用。因风寄意，不尽所怀，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