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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信意有未尽，今天再补一封。
在前信里，我曾提到古代的僧侣在学术和艺术上的高深的造诣。事实上，除学术和艺术外，他们在社会活动及教育事业上也有很大的贡献。
写到这儿，我不禁联想到大著《安礼逊牧师传》。这篇文章，洋洋万言，对于安礼逊牧师的嘉言懿行，有正确详尽的记录。它可以作传记读，也可以作中华基督教会的活动的实录读。我觉得，你对于司徒雷登的认识比较我更清楚，将来如得空，希望你一挥大笔，另写一篇《司徒雷登传》，以飨读者。
自明朝以来，从外国到中土来的传教士，曾出了不少大人才，有的醉心于天文、地理、算术；有的浸淫于语文、历史、艺术。至于在华办学卓著成绩的，更是不胜枚举。翻开中国近代教育史，差不多每间教会学校，无论小学、中学、大学，总有一两位特立独行的传教士，鞠躬尽瘁地献身于教育事业。
我曾研究这些传教士办学成功的原因，实得力于下列几个要素。
一，神圣的任务。真正的传教士，多是以传教和办学为神圣的任务，只因认识正确，所以他们会乐此不疲。诚如大著所说：“他明白一个人只能生活着一次，而只有一个问题是真正重要的，那就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宗教的派别不同，但信仰的心情则一。宗教家信仰的对象，无论用什么不同的名称，但主要的离不开“天理良心”四个大字。凡是受“天理良心”的驱使的人，无论有宗教的信仰也好，没有宗教的信仰也好，他总不会做坏事。再进一步，他还会深夜扪心，来个自我检讨，甚至会自问一声：“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这是孟子所听到的呼唤。“诗是吾家事”，这是杜甫所听到的呼唤。“不为良相，应为良医”，这是范仲淹所听到的呼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所听到的呼唤。至于中外古今的赴汤蹈火的革命家，摩顶放踵的宗教家，他们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受着“主的呼唤”，或天理良心的驱使。换句话说，他们的一生，总要完成一宗神圣的使命。
二，学习的精神。凡是负着神圣的使命的人，他老是要充实自己，准备自己。孔子的博学多能，司马迁的周游天下名山大川，顾炎武的一头驴载书，一头驴自己骑，以便访问郡国利病，民间疾苦，在在表现他们的学习的精神。
同样的，到中土来布道和办学的许多特出的传教士，他们多具备努力学习的精神。他们学习语言，研究文字，精通人情风俗。例如我的恩师高德祁会督（bishop john curtis），他在闽东一带布道和办学几十年。他畅晓多种方言，能够运用流利的福州话来讲道和教学。至于周末，他总要徒步到几十里外的穷乡僻壤去实地调查。学而不厌，诲而不倦，这种精神是最值得人钦佩的。
三、高尚的品格。佛教的高僧，天主教的神甫，都是过着独身的生活。基督教的牧师虽然有结婚，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一般说来，牧师的家庭生活多是十分简朴，没有带着半点豪奢的气派。
须知外国来华传教和办学的教士，起初是毫无凭藉，他们都是以拓荒的精神，从一点一滴干起来的。他们仅靠真才实学，争取社会的信用，同时，凭着他们的苦口婆心，沿门托钵，募捐到些少的款项。只因他们有魄力，所以能够长期苦干；只因他们有信用，所以捐款会源源而来。等到校舍、教堂、医院一所又一所落成后，他们的成绩已经为社会所认识，到了那时，他们的募捐的工作越来越容易，规模也越来越可观。
真正善良的教士，多有远大的眼光。他们把整个教区当做他们的家庭，全体学生当做他们的儿女。他们俨然是大家庭的主宰。要做大家庭的主宰，必须廉洁公正，涓滴归公。
在一个谨严的教士的细胞里，他根本不知道贪污是什么一回事。无论学校、医院、教堂，他绝不像那些败类，整天在食堂、药房、贩卖部、售书处、建筑物上想念头。只因在上的人树立良好的作风，上行下效，谁也不敢乱来。
你说：“安礼逊先生壮年来华，以三十年的精力在福建兴办学校，作育人才，数以万计，他却从头认为学校发展基础应该建立于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寥寥数语，大可反映出他的崇高的人格。
须知世间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同样的水，水能载舟，水能覆舟，问题只看你是否运用得当。同样的办学，一间设备完善、教学认真的学校，与一间设备参差、教学马虎的学校相较，正是天壤之别。
安礼逊牧师已经离开人间，但是人以文传，他在教育事业上的功绩，将由你这篇大作，永远被人记忆。
容再谈。有空望时常指教！
专此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