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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拜读大著《文、学与文学》，佩甚！佩甚！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和学根本分不开。第一流的文豪，才有资格做史学家，而史学家是举世公认为最有学问、最有才华的人物。
翻开中国文学史，左丘明、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固然是第一流的文豪，同时，又是最有素养的史学家。梁启超在文坛驰骋几十年，到了晚年，仍以史学为最后的归宿。别的不用说，光是《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史》三书，一面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一面又像韩潮苏海一样，写成洋洋洒洒的文章。近代学人，如胡适、丁文江、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都是学有专长，而文学造诣又极高深。难怪周作人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把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也选入于散文集。因为那篇自序虽然是叙述治学的经过，但行文虎虎有生气，处处引人入胜，绝非平铺直叙，了无生气的文章所能比拟。
治学30年，研究的对象也许有变动，但钻研文字的兴趣却无二致。我常觉得，像数学是自然科学的钥匙、史学是社会科学的关键一样，文字可以说是学问的学问。文字没有搅得精通，看书如雾里看花，写作如隔靴搔痒，始终没法子深入堂奥。
多年来，社会人士看见野鸡大学出身的博士非常头痛，这事情不必多说。但是，少数优秀大学出身的人才，究竟与众不同。其中最大的关键，还在于严格的训练。每个学生除了需要博览精研有关学科的名著外，他还要精通本国文字。此外，他至少有阅读两种外国文的能力。这儿可见，“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无论载道也罢，言志也罢，假如工具发生问题，那么言志固然不行，载道也何曾够水准？
科学起源于分类，这事情中外都是如此。当孔子在杏坛设教，而且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只好挑选头十名内的高足，向社会介绍一番。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姚姬传谈学问，把它分为三大门类：义理、考证、文章。多年来，我冥思默想的结果，我亲切地觉得，任何部门的学问，可以概括地分为三大门类：原理、历史、问题。要贯通原理、历史、问题，莫如文字。假如文字欠通，那么看书的时候，不求甚解；写出来的东西，读者恐怕也莫名其妙。
原理即姚姬传所谓“义理”，它提纲挈领地把一种科学分为若干门类。在每个门类里，都有它的许多术语的定义，著名科学家所下的定律。这些定义和定律，可以说是这门学问的金科玉律。在旧的定义和定律还没有被推翻、被扬弃之前，任何学者都要遵守。
术语、定义、定律，在内行人看来，宛若家常便饭。在外行人看来，好像呓语一样，多少会弄得头昏眼花。内行和外行的分别，主要的是在这儿。
术语、定义、定律，并非凭空而来的，它们是人类几千年努力的结晶品。因此，要进一步了解一种科学，必须研究它的历史。
在过去，讲原理的文章也包括在历史之内；懂得历史，就懂得原理。所谓“鉴古知今”，所谓“读书不读史，虽多如糟粕”，无非说明历史包括了一切学问。
其实，研究学问的目的，主要的在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假如一个人既把握住一门科学的原理，又明瞭它的发展过程，那么他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就会提出许多实际的办法，把许多难解难分的问题，一一解决了。这是多么有趣！
我们承认，有的人仅具偏才，有的人却有全才。前者算是专家，后者算是通儒。中国古代的教育，像英国牛津、剑桥这两间老大学一样，主要的以培养通儒为主；虽然他们在没有成为通儒之前，他们早已学有专长，以专家的资格问世。
曾国藩对于文章和学问同样重视。虽然他没有写考证的文字，但是，就文论文，他无疑地是清朝268年间的冠军。在《圣哲画像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挑选的32位文豪、学者、文学家，是很有分寸的。这是长期研究的心得，绝不是人云亦云。他说：
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辞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
经过曾氏一番指点后，中国文学史的著名人物便了如指掌了。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不宣！
子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