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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接到大著《中外历史年表》，谢谢！
这部书虽然是四个人合编，但你所擅长的部分，明眼人不难一下子辨认得到。你专攻中国古代史30多年，留美期间，复兼治西洋史，取精用宏，这才觉得左右逢源的乐趣。
自安阳殷墟发掘，以及“北京人”被发现以来，中国古代的实物，层出不穷。用实物来证明书本的记载，使那些疑信参半的问题，一一得到顺利的解决。这是后人比较前人大占便宜的地方，同时，也是“后来居上”必然的趋势。
谁也知道，中国像埃及、波斯、印度一样，算是文明古国之一。但是，中国历史长达多久，一般人仅有极模糊的概念，不能提出正确的数字。经过40年来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的不断研究后，本来是模模糊糊的概念，现在得到具体而正确的数字了。
大著起于公元前4500年，讫于公元1918年，即“五四运动”的前夕，前后共达6418年。假如把最近的44年再加上去，那么中国的历史足足有6462年。这是多么悠久，这又是多么光荣。
我们承认，历史的悠久，并不等于文化的高明，但是六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本着虚怀若谷的美德，不但能够吸收国内各民族的优点，而且能够同化外来各族的特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做个大国，人口众多不足恃，版图广不大足恃，历史悠久不足恃，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融会贯通，兼收并蓄的精神。
孔子说得好：“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者也。”这两句话，实在很有意思。用现代流行的术语来说，假如你看见一个朋友、邻居，甚至邻国比较你高明，你应该想法向他看齐。相反的，假如你发现一个朋友、邻居，甚至邻国比较你落后，你也应该来个非常严格的自我检讨，看看自己是否也患着同样的错误。
人生不是走直线的，国运也不是走直线的。强弱、富贫、盛衰，好像循环起伏一样，摆来摆去，周而复始，否极泰来。这种盈虚消长的道理，好像冥冥中有个大主宰在操纵着。最重要的是富强兴盛的时候，不要骄奢淫佚；贪弱衰落的时候，不要心灰意懒，熬过一关，又是一关，所得的总和，照规矩，后一代总比前一代高明得多。
俗语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中外历史年表》，就是货比货的最好的办法。在某一时代，中国比较外国富强兴盛；在另一时代，中国比较外国贫弱衰落。这是事实，历史学者千万不要存着傲慢和偏见，让事实来迁就自己预定的假设。相反的，历史家应该心平气和地据实直书，同时，须从历次失败中，找到宝贵的经验，听取切实的教训。
编纂《中外历史年表》，有几个大困难。古代的资料太少，而且时常有空白。近代的资料太多，慢说各地的日报和月刊，汗牛充栋，光是一年一本的年鉴，已经够繁重。因此，关于古代的部分，有什么，写什么；关于近代的部分，必须有洋溢的史才，深刻的史学，正确的史识，公平的史德。用英国大史家麦考莱的话来说，“取舍的能力”（power of omission）。用中国的大史家章实斋的话来说：“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此中奥妙，完全在于发凡起例的小心，阅览资料的广博，遣辞用字的巧妙；不然，很难希望成功。
现在尊著已经大功告成，这是继《标点资治通鉴》后的一个大收获。虽然，这两种工作都属于整理编辑的性质，和个人的创作没有十分关系，但是，工具的书籍没有做好，创作的时候，很可能是开口便错。因此，标准的《中外历史年表》，像其他工具书一样，正是利人利己的大事业，用“嘉惠士林”四字来奉赠老兄及其他编辑先生，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
年来研究各种传记，我亲切地觉得，传记是贯通文学和史学最好的桥梁。因为制度是死的，人物是活的；制度是人为的，人物是制度的创造者。舍人物而谈制度，这似乎流于机械论。相反的，以人物为中心，把当时的典章制度、人情风俗，附着于人物的身上，这才使历史显得多彩多姿、有声有色。
已故捷克大政治家兼大文豪马萨里克，他曾以毕生的精力，著述一部《俄国的精神》。该书是把帝俄时代的大文豪托斯妥耶夫斯基做中心，由一个人来看整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全书洋洋五六十万言，分为上下两册，一出版后，便成为名著。
年来中国许多学者对于建安曹氏父子致力甚深，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假如有人能够以曹氏父子为中心，来研讨魏晋时代的典章制度、文治武功、教育文化，相信他一定会写出一部很精彩的传记，同时，对于魏晋时代的历史，也了如指掌。
一别25年，感慨万端。时局多艰，大家更宜善自保护健康；因为我们卖脑力的人，像卖苦力的人一样，健康算是我们唯一的资本，同时，也是快乐的生活的泉源。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