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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数年，虽音问不通，然仰慕之情，还是像从前一样的真挚。
日前接到圣诞卡片，内附手书数行，在远不遗，更觉友情的可爱。
目前你我各在地球的一方，相去万余里，可是我的著述生涯，却蒙你不断的注意。这种精神上的鼓励，在我所住的商业化的城市里，颇不容易得到。
这儿的人多数是急功近利，太过现实。他们一天忙着炒股票、炒树胶、赌马、买万字票。得意的平步上青云，汽车洋楼，娇妻美妾，应有尽有。失意的宣告破产，“走路”、自杀。我们翻阅社会新闻，经常可以看到当街抢劫，或者用大型的货车到货仓去搬货的事情。一般老先生看了这些现象，难免要叹息一声：“人心不古。”
在铜臭特别浓厚的社会里，文人显得分外寂寞。这儿找不出几个人能够靠写作或研究为生，他们的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是花在职业上，或人事关系上，剩下的业余时间，才用来写作或研究。到了书籍出版后，这又好像石沉大海，无声无臭。比起你所处的社会，左边是个基金会，右边又是个基金会，有志从事研究或写作的人，尽可申请基金会帮忙，以后长期过着安定的生活；我们似乎太过寒伧。
由于机会的难得，所以偶尔有半天一日的闲暇，我们倒懂得充分利用。新加坡有的是海滨，海滨到处有酒店和公园。在酒店和公园里，清茶一壶，新书几册，已经够消磨了好几个钟头。偶尔兴会来时，振笔直书，几千字的文章倒也可以援笔立就。文成之后，让几位知心的朋友传观，大家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是很有意思。
平心而论，我对于不幸的环境已经过得很惯，所以能够视苦如饴。在中国五六千多年的历史上，我们有的是太平盛世，有的是动乱时期。当太平盛世，我们可以研究学术，编纂大部头丛书和类书，例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连过了150年的安定生活，家给人足，物阜民康，除各大师各有伟大的贡献外，光是《四库全书》、《佩文韵府》、《康熙字典》那些繁重的工作，绝不是同时代的任何国家所能望其项背。
另一方面，当国家存亡绝续的时期，中国的大诗人、大文豪、大戏剧家、大小说家，就深入民间，体验各种各式的生活，然后把现实的材料，加上强烈的想象力，化为有血、有肉、有躯干、有灵魂的文章。屈原、杜甫是这种人，司马迁、苏东坡是这种人，关汉卿、王实甫是这种人，施耐庵、曹雪芹也是这种人。他们的成就，正可以说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因为那时产业不大发达，一个人通饱诗书之后，最好是做官，一面可以发挥个人的大怀抱，一面可以解决个人，甚至朋友亲戚的生活问题。到了官做不成功，或者被小人离间，弄得丢官的时候，他又改变态度，高唱“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于是开馆说教，招收生徒，传道授业，一切世事，置之不闻不问。
其实，人生世间，穷通利达，治乱兴衰，多是必经的过程。普通人稍微得志，就让胜利冲得昏头昏脑。到了失意的时期，又是怨天尤人，长吁短叹。只有少数特立独行之士，对于人类的将来，国家的前途，个人的远景，有无比的信心。因此，当别人不堪其忧的时候，他却能够高唱“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浓厚的自信心，加上有恒不断的努力，迟早总可以打出一条生路。
多年来，你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同时，你曾两度到过新加坡，和华人社会相处得很和睦，这是你的一笔资本。
你知道，几百年来，华人到南洋各地来谋生，他们既没有政治背景，又没有经济靠山，他们凭个人的聪明、努力、礼貌来争取生存。其中可歌可泣的事件，真是写不尽，说不完。
自南洋各地区相继成为独立国家后，华人就按照当地宪法的规定，归化为当地公民。他们竭尽智能，为当地社会服务。他们贡献个人的力量，促进国家的繁荣。这种功绩，凡是到南洋各地来参观的人，应该予以重视。
一般说来，那些出类拔萃的商人，早已在当地社会得到最高的尊视，只有文人和学者，却被社会冷落。好在真正从事学术和创作的人，他们多是很有素养，虽在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他们还能够弦歌不辍，其中少数才高学博的人，已经有相当可观的成绩问世；虽然因为语言文字的阻隔，西方人士也许没有注意。
大著《李鸿章传》是否已经问世，得暇乞惠赐一册，以便先睹为快。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伟人之一，他上承曾国藩，下启孙中山。你瞧，孙中山致李鸿章书，文情并茂，里边充分发挥他个人对整个中国的前途的看法，这是多么值得一读再读的文章。
来信说，你不久将重来新加坡。我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等你行期决定后，望来信通知，我当约几位好友给你洗尘。
专此敬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