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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的信，已经收到，谢谢！
展开来信，知道你是个敏而好学的青年。你不但阅览我所出版的一些书籍，而且注意我所发表的许多没有署名的文字。来信所猜各点，全部中的，这儿可见你的眼力的高明，用功的辛勤。
本来文如其人。一个温文尔雅的人，绝对写不出尖酸刻薄的文章。同样的，一个浅薄无聊的人，绝对产生不了博大精深的作品。俗语说：“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这虽然是个俏皮话，但它自有大道理在。因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平时的素养在哪儿，注意力又在哪儿；所交游的是哪一流人物，所嗜好的又是哪一些东西。久经熏陶浸润，不知不觉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凡是有个性的东西，多是颠扑不破的；纵使你把它磨成粉末，但它的品质还是永远不变。
以书法而论，无论汉碑魏碑也罢，晋唐法帖也罢，少数出类拔萃的大家的书法，哪怕是断简残碑的寥寥几行，甚至一点、一横、一撇，都有它的个性。老于此道的人，一看几行碑帖，马上可断定这是出于什么人的手笔。从肤浅处看来，瘦硬、古拙、娟媚、秀丽、苍老、遒劲，一看便知；往深一层观察，神情、风趣、韵味，个个不同。不过这种判断力，并非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接触、研究、分析，才能够体会个中三昧。
同样的，每个作家各有自己的风格。假如没有独特的风格，就不能成为大家，他至少仅处于“模拟”的阶段，所有作品也等于某某大家的仿制品或赝品。仿制品或赝品是没有人要的，除了没有鉴别力的初学者以外。
假如一个作家要培养独特的风格，他必需有真知灼见。但是，要达到这目的，真是谈何容易。第一，须博闻强记。书籍要看得多，从已经阅读的许多书籍中，迟早可以看出各种作品的分量的轻重，程度的深浅，价值的高低。第二，须大胆批评。凡是师友或自己所信仰的作家所介绍的著作经过细心研读之后，的确认为值得一读再读的作品，自己须抱“择善而固执之”的态度，信守不渝。只有这样，才算有真知灼见。不然，人云亦云，充其量仅算是一个应声虫、留声机、录音机，连做人的资格还谈不到，那里还谈什么学问，什么文章？
韩愈之所以能够“文起八代之衰”，并不是没有理由。他深恶痛恨骈文的过分雕琢、了无生气，所以他才下个决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须知坚定的决心是由于真知灼见，不然，这还算是盲从武断。就韩愈所爱读的古籍而论，他并不是闭着眼睛，乱捧乱骂的；而是对于每种作品都下过一番研究的工夫，然后达到自己的结论。
这儿引用他的大作《进学解》里的几句话，便知他对于一些古人的名著的批评，正是入木三分。
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浩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寥寥48个字，非专心研读二三十年古籍，绝对办不到。
因为韩愈博览群书，所以他知道有空壳没有灵魂的骈文不可学，只有三代两汉的名著才可学。再进一步，他对于三代两汉的一些名著，经过多年研究之后，才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信笔写来，每个字都有分量。
普通人谈风格，仅限于文字。其实，文字算是次要的部分，主要的还在于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感情。假如一个思想家或作家具备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感情，那么他自己动笔写作固佳，自己懒得动笔，光由弟子来记录，也不失为不朽的名著。孔子和苏格拉底，便是最显著的例子。
英国人对于《圣经》和莎士比亚的钦佩，不亚于中国人对于“四书”“五经”的尊崇。据《风格问题》的作者墨瑞（j. m. murry）的分析：“《圣经》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风格，是由于用字简练真纯，内容富有诗意，加以叙事达到戏剧化的程度，所以它更能够引起听众心灵深处的同情。”
根据“文如其人”的定义，风格等于作者整个的人格，而这事情又和历史的背景，地理的环境，出身的家世，教育的程度，交游的朋友，爱好的书籍，一生的遭遇息息相关。“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假如你能够充分明瞭上述各条件，那么你不难了解一个作者；假如真正了解一个作者，那么你对于他的作品才有深刻的认识。
的确，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好像蜂儿和蜜糖一样的奥妙。蜂儿采取百花的香料，经过吸收和同化之后，变成香滑清甜的蜜糖。同样的，作家从中外古今的名著里，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而得力处全在于多读书、多经验、多写作。
关于沙捞越的资料，你搜集得最为丰富，将来动笔写沙捞越史的时候，当有左右逢源的乐趣。
此请
著安！
子云（一九六三年一月廿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