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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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和剑桥，各有千秋。就汉学而论，牛津出了一个理雅各（james legge），把中国的《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剑桥出了一个翟理斯（h. a. giles），写了几种很有分量的中国文学史和传记。在史学方面，牛津出了一个汤因比（a. toynbee），花了三十年工夫，完成一部《历史的研究》。剑桥出了一个李约瑟（j. needham），他计划中陆续写作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将达十一厚册。

燕京大学很荣幸，同时有两位校友分任牛津和剑桥的教席，时间都达十几年之久。吴世昌兄的《红楼梦探源》和你的《四川考古学》，已经风行一时，受各国士林尊重。

日前阅读东南亚华侨问题专家巴素博士（dr. v. purcell）近著《中国》，里边盛称大著《中国考古学》（archaeological china）。正想念间，忽接到你寄来该书第三册《周代的中国》（chou china）。这几天来，夜以继日地一口气读完，得益很多，现在略述感想如下。

法国的两位历史学家郎古莱和赛诺巴合著的《历史方法论》，开宗明义就坦白地指出：“没有档案，没有历史。”但是，一谈到档案，古代既嫌太少，现代又患太多。因此，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多数失之简略，偶尔有一些大部头的著作，主要的是考订材料的真伪，学派的源流，其中辩论的部分多过叙述，叙述的部分多过分析。此外，旧式的学者，多数只会写笔记，不懂得归纳和演绎，把所有材料，组织成有系统的著作。结果，读者仅能得到零零碎碎的印象，很难洞悉全貌。

自考古学发达后，大家才开始注意古代的文物，尤其是过去四十年间，河南、湖南、四川等省的发掘工作，次第实施，每次新发掘所得的材料，使我们对古代文明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使古代的历史拉得更长。

现代通讯社所争取的是最近的一天、一分、一秒的新材料，可是古代历史所争取的是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材料，而史前史有关的地质学、古代生物学，动辄以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做单位。研究学问之难，这儿可见一斑。

大著，《中国考古学》第一、二册，即，《史前中国史》和，《商代中国史》，还没有拜读过。就第三册《周代中国史》而论，你既能够充分运用中国的古籍，又能够自由利用已发掘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欧、美、日本学者关于这一类问题的著作，你也博采旁搜，一览无遗，经过融会贯通之后，写成一本有系统、有见地的巨著，使人开卷之后，不忍释手，非从头到尾看完不可。

由西周、东周，到战国的889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在理论的斗争上，每人都以正统自居，把别人当做旁门左道，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那些思想家究竟与凡人不同，他们的言论，多数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而成为各自的系统。

你说，“太史公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这句话是先得我心。太史公实在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他不但是个最出色的文豪兼史家，而且每篇文章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解。他所网罗的“放失轶闻”，除了口头的报告和断简残篇外，还根据了许多古物、碑铭、彝器。经过这一番细磨的工夫，他的言论才信而有征，绝不会向壁虚构，而史家最可贵的，就是有这一大堆信而有征的档案和实物，作他著述的基础。

大著一共十六章，你花了一章讨论建筑上的遗物，六章讨论各地的古墓所发掘出来的遗物，两章讨论玉器和瓷器，三章讨论金属工业，尤其是青铜器、武器、工具、装饰品、钱币、车马的配备，一章讨论漆器，足见你这书是名副其实地从考古学的立场来立论，并非凭空臆造。老实说，像这些丰富的资料，单纯靠一间博物院还不够，单纯靠个人的努力也不够，最重要的是，你有机会运用中、英、美、日、丹等国的博物院，同时，又取得各国专家的合作。

我的故乡在闽东福安县，自小与漆器为伍，所以第十四章谈到漆器的时候，仿佛使我重温童年的美梦。但是，我怎样也想不到，漆器技术的发展，远在周代已经达到高峰，假如我没有机会读到你那样内行的描写。

最后两章谈到文字和周代的文化。这两章，一般受过中国高等文化的熏陶的学者，大概能够道出它们的梗概，虽然在提纲挈领的工作上，很少人会达到你那样的水准。

平心而论，我对学问的兴趣相当广泛，不过有两种书我不大喜欢，这就是法律和考证的文章。前者失之呆板，后者失之武断，无论呆板或武断，都会减少读者的兴趣。

大著文从字顺，明白如话，使我阅读的时候，好像读中文书一样的便利。这儿证明你的英文已经达到可以朗诵微吟（readable english）的地步，现在特地向你道贺。

回忆二十多年前，你刚从哈佛学成归来的时候，我们在香港会过面。我开头问你留学几年有什么心得。你不假思索地答道，“学会翻阅几种字典。”这虽然是你过分谦逊的说法，但从这句话我可以看出你治学的态度的认真，连一字之差，也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著源源出版，这正是实至名归。我末学肤受，当以你的伟大的成就做榜样，而努力向前。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