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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文集陆续印行后，蒙各地师友一再为文指导，不胜感激！
在已经发表的书评中，各地师友多寄予热烈的期望，这在铜臭十分浓厚的南洋社会里，可以说是空谷足音，使人欢欣鼓舞。为着不至于使师友过分失望。今后我更应该努力充实知识，认真生活，好好地学写文章。
一般说来，普通书评限于篇幅，不能畅所欲言。大著洋洋大观，除了尽量鼓励外，还和我讨论许多问题。本来见仁见智，人人不必尽同，不过这种学术上的探讨，是益智的良药。评者可以尽量提出不同的见解，被评者可以得到切磋琢磨的机会，这正合古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本意。
大著有两句话：“莎士比亚和研究莎翁的专家，在中国人的眼里是轻重倒置的。”当我看到这地方，不禁拍案叫绝，说你是先得我心。
本来文学家像革命家，宗教家一样，干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事业。这种事业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是永生的，不是死亡的。为着创作这种伟业，文学家须打破传统，扫除一切障碍；为着创作新生命，文学家须深入民间，体验各种生活，然后以生花的妙笔，发为可歌、可泣、亦庄、亦谐的文章。
中国像外国一样，真正的文学家，大多数是潦倒一生的。他们有的以身殉道，有的到处遭人排斥暗算。在物质上，他们是痛苦的；在精神上，他们都是得道者多助，到处有他们的知音，包括师友和信徒。
作为中国小说的大宗师的曹雪芹，他的生活是够辛苦的。我们且看他的好朋友敦诚和敦敏对他怎样描写。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敦诚）
卖画钱来付酒家，秦淮残梦忆繁华。
（敦敏）
当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住的就是北京西郊海淀。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求学的时候，海淀的老人家看见我和几位朋友喝莲花白或白干，往往会含笑地说了一声：“据传说，雪芹当年也爱喝这种酒。”可惜他穷到连四两酒也买不起，只好向店小二赊数；至于店小二是否愿意给他挂账，或者当场给他颜色看，那又非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了。
在古代，文人如要逃避穷的运命，唯一的出路是做官，因为在产业落后的国家里，做官不但可以解决个人的饭碗问题，同时，也可以使一般亲戚朋友解决饭碗问题。万一官运不大亨通，他须退而求其次，给达官显宦、富商巨贾做清客。清客无权无势，要显赫也显赫不起来，他可以告慰的，就是个人的饭碗问题可以解决，虽然他的亲戚朋友的饭碗还是个问题。
话又说回来，官做得成功，文章就完了；同样的，清客做得满意，文章也完了。在整个英语世界中，一辈子做大官，同时，又陆续有惊人的成绩出现，从前有马皋莱勋爵和底斯拉利，现在有丘吉尔和尼赫鲁。在中国，仅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国藩等少数人物。其余的文士，哪怕他们才高学博，一入仕途，便和翰墨绝缘。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这两句诗是有感而发的。
由于文学家富有反抗性，不肯作唯唯诺诺的没有骨气的人，所以他们往往不见重于权贵。须知权贵炙手可热，当一个人和权贵处在对立的地位的时候，他的前途不问可知。但是，为着尊重自己的人格，他绝对不能作违心之论。因此，他只能过着倒霉的生活。
至于研究文学的人，那又当别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研究文学的人往往受社会的重视，在大学里可以当教授，在研究院或国家科学院里可以当院士，因为他们干的是扶持风雅的工作，不致危害于社会。
第一流的宗教家被钉死于十字架，可是代天行道的传教士，个个养尊处优。第一流的革命家被禁于监狱或者被判作刀下鬼，可是革命成功后，许多和革命毫无关系的官僚却脑满肠肥。第一流的文学家时常有绝粮的危险，可是研究文学的人却高踞文学教授或院士的宝座，被世人尊重。
日前看见一个刚处于临摹的阶段的“书法家”，抄了杜甫的一首诗，标价马币三千元，我看了之后，不禁为杜甫叫屈。假如杜甫当时一首名诗脱稿，能够换回五斗米和三斤牛肉，他也不致饿死了。
今年是英国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诗人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纪念。英国不用说，全世界各地的莎士比亚学会，届时当举行盛大的纪念。除了以表演莎翁名剧的几位大明星外，各大学的莎士比亚专家，甚至仅能背熟几篇重要的台词的人物，将被人另眼相看。九泉有知，莎翁应悔当年呕尽心血去写剧本，作诗歌，而没有做荷马、但丁、乔叟的专家。
简单说一句，莎士比亚仅有一个，研究莎翁的专家却无穷无尽，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能够产生研究莎翁的专家，虽然程度的深浅，贡献的大小，各自不同。
我并不菲薄研究莎翁的专家，但我觉得，社会和国家更需要培养和爱护莎士比亚。假如文坛上没有出类拔萃的创作，那么各大学的文学讲座的主讲者将要喝西北风了。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