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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的信发表后，蒙你大加赞赏，感甚！感甚！
写文章、绞脑汁，是一件苦差，可是作品出世后，能够得到二三知己的嘉许，或者使一般读者得到一点鼓励，那么作者便得到最大的报酬。此外，作者不应该有更大的要求。
昨晚蒙友人c先生赐宴，并蒙他介绍几位诗人和作家。席间，有一位诗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作家不如学者那么被社会重视。当时我不假思索地做这样的答复。现在趁记忆还新的时候，把我的话写出来，聊当面谈。
第一，作家太多。从广义看来，凡是能够拿笔写诗做文的人，都算是作家，这好像凡是进学校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算是学生一样。只因人数太多，所以在未经时间的淘汰之前，一般人对于作家根本不发生兴趣。因此，社会往往会残忍到这地步，让作家自生自灭，极少会伸出同情之手，帮作家的忙。
第二，出版太滥。从前上海书店林立。除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几间大书店出书比较慎重外，一般小书店多得数不清。一般说来，大家出书都很容易。书出了几本，当然名正言顺地叫做作家。因为作家瑜瑕参半，其中极少数学力雄厚、笔锋犀利的作家不必说，那些大多数的作家，往往因为事实错误，思想陈旧，笔下贫乏，成为社会的笑柄。这是社会人士瞧不起作家的另一原因。
作家最严正、最公平的审判官，就是时间。经过时间的逐渐淘汰后，泥和沙分开了，清和浊也分开了。到了水净沙明的境界，谁都能够一下子认得出各种作品分量的轻重、地位的高低。
唐朝以诗取士，差不多每个文人都会做诗。现在留传下来的《全唐诗》，已经有四万八千多首，那些初学的未成熟的散失的诗，至少比《全唐诗》多了十倍、百倍。因为诗人那么多，所以未经时间作最后的判断之前，第一流的诗人和第九流的诗人，甚至不入流的诗人，也没有多大的分别。
所谓时间的判断，主要的是指很有资格的公平的批评家。一经批评家品题，声价马上增加十倍。例如李白，现在我们公认他是诗仙，可是这位诗仙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比他年轻12岁的杜甫说他“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韩愈说他“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诗韩文是一千多年来任何文人所崇拜的大师。因此，杜甫和韩愈所给李白的最高的评价，无疑地会奠定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崇高的地位。
在印刷术还没有发达的时代，刻书是很困难的。一般诗人写完一首诗，填好一阕词，多数把它贴在书房的墙壁上，让一般朋友观摩。到了稿件积了相当多的时候，才写成本子，自己还很谦恭地题为“未定稿”。当时中国的文人，没有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那么幸运，能够找个知书识字的太太，替他们手抄副本，他们所保留下来的就是唯一的“海内孤本”。有时这个手抄本给朋友借去传观，辗转借阅，很可能在没有面世之前，就全部失掉了，而这位文人的毕生心血所寄托的东西也永远埋没了。
当一个半生潦倒的作家被学者光顾的时候，作家的地位无形中提高。学者本身是否有钱，这是小事情，至少我敢肯定说，他们是有闲。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作家的生卒日期和出生地。例如李白，他一生到处流浪，四海为家，很容易使人发生误会，把他的祖籍和他个人的生长寄寓分辨不清。因此，有人说他是金陵人，有人说他是山东人，有人说他是陇西人，有人说他是四川人，更有人说他是西域人。至于杜甫，他的坟墓至少也有四五个地方，每个地方的人都奉他为同乡的先贤。
出生地、生卒日期，已经把学者们搅得头昏眼花，更麻烦的就是版本问题。在印刷术和图书馆都不大发达的时代，手抄本多数以讹传讹。因此，要找个正确无讹的版本，实在难若登天。此外，一般文人生前所出版的著作，仅占了一部分，还有大部分遗著，没有机会和世人见面。在这当儿，少数学者如能得到藏书家和图书馆的协助，得见“海内孤本”，那么他们在学术的研究上，不消说有新的贡献，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无形中提高。
在时间上，常人多贵古而贱今：在空间上，庸夫又舍近而求远。一代文豪罗曼·罗兰，他的书斋悬挂了八帧近代和当代名人的片照，其中德国人三帧，俄国人三帧，印度人二帧，但是，人文荟萃的法国同胞，连一帧照片也没有。这事情我实在不能了解。
须知古代是过去的现代，世界是所有国家的总和。假如没有现代，那里来的古代？假如没有本国，那里来的世界。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应该先从此时此地着手，尤其是崇尚写实主义的文人。
你的交游很广，所认识的文人很多，加以你的为人一团和气，笑口常开，绝对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你的一笔大资本。过去几年间，你主编一套《南方文丛》、几套《新马文艺丛书》，给当地作家增光不少。事实上，编印单行本或大型的杂志，是鼓励作家最好的办法，同时，也给未来的学者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望你再接再厉，鼓足干劲，我一定给你摇旗呐喊。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