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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接到手书并大著《听雨楼丛谈》，谢谢！大著从印刷到装潢，从内容到形式，够得上一个“雅”字，这是我所得的总印象。
多年来，你以“掌故学”驰誉大江南北和南洋，这倒不是一宗容易的事情。诚如我们的前辈瞿兑之教授所说：“随笔所涉及的资料大都是人物故事、风俗制度之类，这些在正式的史书上往往不易看见，而在读史的时候又必须用作补充，于是从随笔中发掘资料，再将资料联系组织起来，然后又用随笔的形式献给读者，这就成为掌故学。”
普通人以为写随笔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认为随笔是随便谈谈的意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范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想到说出，这岂不是很容易？
事实上刚好相反。真正治“掌故学”的人，好像严正的史学家一样，他的工作是有一定的范围。就你而论，你所写的掌故虽多，但是，论时间，大多数不出过去百年；论地点，主要的是中国；论对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问题，尽量避而不谈，或者让给那些专治正史的学者去谈。经过一度细心地分疆划界后，你的笔锋所及，好像盘里的大珠和小珠一样，溜来溜去，总不会冲出范围外。换句话说，只因你早已划定范围，所以你所提出的问题，胸中自有成竹，这和普通人所想象的随笔完全不同。
这部大著比以前所出的几种著作更见精彩。全书二十三篇，分为五组：第一组谈画，第二组谈碑帖、书局、石砚、第三组谈古迹，第四组谈酒楼、书店及其他，第五组谈诗人和小说家。这五组文字长短不拘，但从此可以证明你的随笔或“掌故学”所涉及的人物故事、风俗制度，不出上述的范围。
你自幼生长于富贵之家。家里庋藏金石书画的丰富，早已引起研究艺术的兴趣。到了长大后，你曾漫游各省及英伦，足迹到处，仍以欣赏艺术，结交艺人为无上的快乐。须知兴趣的所在，就是精神所寄托的地方。因此，多年来你所写的随笔和笔记，主要的脱离不了艺术和文学。
自你划定研究的范围后，你的搜集资料的辛勤，真使我佩服万分。一部《清史稿》，你不知道翻阅过多少遍，尤其是清朝末年的文武官员的事迹，你正是以如数家珍的姿态，随时可以自由运用。具备正史的知识做根底，你无论谈什么问题，总可以找出来龙去脉，至少不会离题太远。
接着，你恣情阅览近代中国名人的年谱、日记、笔记、随笔、诗话。这些东西都是最原始的资料。虽然有时披沙获金，看了好几天，毫无所获；但是，偶尔时来运到，所见的材料，完全是字字珠玑，恨不得同时聘请几个书记代为抄写，这才满足求知的欲望。
除了正史及年谱、日记、笔记、随笔、诗话之外，报纸是你的资料的源泉。你在四十年前，不但早已养成每天细心看报、剪报的习惯，而且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一般说来，看报谁都乐此不疲，剪报已经成为问题，写日记很少人会持续到三十年以上。在我所认识的师友中，仅有顾颉刚先生、魏雅聆医生。因此，我敢说，你的继续不断地剪报和写日记，是使你写作时长享“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乐趣。
回头再论你这部大著《听雨楼丛谈》。我觉得本书佳作甚多，其中最突出的是：《赵子昂夫妇画像》、《欧阳询〈缘果道场舍利塔记〉》、《庆麟的半亩园》、《广和居诗话》、《小说家毕倚虹》。其中有的是自幼临摹的碑帖，有的是时常光顾的酒家，有的是“识名四十年”的文人，因为知之深，言之切，下笔前既有充分的认识，下笔时自然会流露真挚的情感，所以阅读起来，备觉动人。
最后，大著的文字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下笔时十分谨慎，同时，又相当敦厚，饶有古风。例如《小说中的诗人李士棻》里，你曾替李士棻辩护说：
芋仙是一个天真的诗人，疏狂则有之，说他无赖，未免有点过分了。吴沃尧与李士棻也许不相识，吴氏到上海谋生后一二年，芋仙已死，当然和他没有什么仇怨，而在小说中把他写成这样下流，无非是作者拿他来代表当时上海的名士典型，予以谴责一番罢了。
我常觉得，文字的奥妙，全在恰到好处，颂扬而不至肉麻，谴责而不至谩骂，这需要长期的训练，切实的功夫。你从事著述和写作多年，平生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现在水到渠成，自然有操纵自如的乐趣。
瞿兑之前辈说你的轻快的笔调是：“妙绪环生而并不是胡扯，谈言微中而并不涉轻薄。”这两句话我完全赞成。
随着时光的消逝，大家已经逼近老年。但是，你不但宝刀未老，而且越用越精，越砍越利，这恐怕得力于庄子的“养生主”的方法罢。不过庄子的“以无厚入有间”的方法，说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这儿全看个人的修养问题。
离开香港二十二年，我的梦魂仍萦回于太平山上、浅水湾头。目前交通虽极便利，但路费如何筹划，颇使人伤脑筋。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