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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询“字无百日之功”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简答如下：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学书并不难，任何人只要很认真地写了一百天，不难抓到门径，至于登堂入室的成绩，那么就花了一辈子工夫，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其实，任何艺术和学术，最难的是基础。在打基础的时候，谁能够找到良师，每天很专心而有恒地苦干四小时至六小时，到了百天之后，他不难打好初步的基础。例如西洋人学习中文，这在过去是一般人认为难若登天的工作。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起，由于美国两间著名大学——哈佛和耶鲁——的带头作用，美国的许多军事、政治的工作人员，多数能够在百天之内，学到纯粹而流利的中国普通话，虽然中文要学得到家，这又需要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作代价。
由“字无百日之功”这句话，我不禁联想到：“文史三冬足用。”在“六经皆史”的原则下，中国所有的汗牛充栋的古籍，都可以归纳到“文史”两部门，因此，“文史三冬足用”这句话似乎很夸张，但其中却有大道理在。
本来研究文史这两门学问，虽然花了一辈子时间和精力，至多仅像九牛一毛。为什么有人竟这样狂妄，说“文史三冬足用”呢？原来所谓“三冬足用”，是指入门。到了入门之后，学者就觉得头头是道，干一天有一天的新成绩，做一年有一年的新收获；而这种境界，普通外行人绝对办不到。
我平生爱看传记。我看传记的时候，最注重事主20岁没有成名以前，但不大注意他们已经功成名遂之后。例如《罗马衰亡史》的作者吉朋，当他没有毕业便离开牛津的时候，他还是个似通非通，半通不通的人物。就在二十岁那一年，他发愤自修，一面研究学问，一面锻炼文字，不到一年半载之后，他便豁然贯通。从此以后，他就蓄意潜修，花了十二年功夫，著述一部空前的大著，在英国的史学界上坐稳头把交椅。
又如丘吉尔。他本来是个坏学生，每次作文，落得老师给他以最坏的批评。就在他还未满20岁时，他曾停止一切活动，专心看书半年。他一面研读吉朋的大著《罗马衰亡史》，一面背诵马秀皋莱的《罗马歌》一千二百行。另外还看了一些名著。从此以后，他信笔写来，都成文章，连老师硕儒都要另眼相看。
又如戊戌政变的领袖康有为，他的一举成名的行动固然在于“公车上书”，但他比较同时代的一般老学究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曾花了几年时间，把当时上海各教会所翻译的几百部“西学”陆续读完。本来好和坏，高与低，完全是相对的。康有为当时对西学的认识，恐怕远不如现代的普通大学生，但在当时确是了不起。物以稀为贵，康有为之所以能够起了带头作用，并非没有理由。
一般说来，一个人无论从事艺术或者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从15岁到25岁的十年间。
孔子之所以很坦白地说明，他在十五岁那年，已经下个决心做学问；到了三十岁，他在学术界已经能够站得住。这些话无非教人当少年气力旺盛的时候，须特别努力。
关于年轻时代须立定巩固的基础这事情，18世纪英国政治家兼文豪彻斯德斐尔勋爵（lord chesterfield）《致子书》里曾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他说：
记住，任何部门的学问，假如你在十七八岁以前，没有奠定巩固的基础，那么当你的呼吸还存在的时候，你永远也休想做巨匠。学问是我们年老的时候的一种舒服的必需的庇护所；假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从事种植，那么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它就不会给我们阴凉。当你一参加伟大的世界去工作之后，我既不需要，又不敢希望你多多看书。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某种情形下，这是不适当的；因此，目前是你的时代，是你唯一的时代，从事无倦、无怠，不间断的努力。（见该书第38页，人人文库版）
彻斯德斐尔的《致子书》算是英国文学名著之一。在他的书信里，他时常以警告的口吻，告诉他的儿子，“现在还有两年”、“现在还有一年半”，让他倾全力来读书，因为一旦离开学校，加入社会工作后，一个人至多仅能够忙里偷闲地读一点自己心爱的书籍，写些心爱的文章，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干例行公务，以便换回一家的口粮。
你也许会提出这么一个疑问，我既然口口声声宣称少年时代的重要，为什么齐白石、陈半丁都是半路出家，后来居然能够成为一代画师呢？
对于这问题，我有几个答案。
第一，齐白石是做细木出身，陈半丁是画茶壶出身。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固然没有机会受过正式的艺术教育，但是，他们日思夜想，一心一意要向艺术进军。这种心理上的准备，是他们成功的第一要素。
第二，他们须比普通画师费了加倍的时间和精力。他们须时常暗中摸索。例如齐白石，他曾足足花了半年功夫，把《芥子园画谱》摹临几遍；他又曾细心观察各种动物的动态，花卉的形状，这些基本功夫下得深，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当然会脱颖而出。
第三，他们都活得长命。萧伯纳40岁左右，在伦敦社会上还没出头。齐白石在50岁前，在中国画坛上还很寂寞。照常理，前辈提拔后辈；可是就齐白石而论，他却靠后辈——如徐悲鸿和梅兰芳——来扶持前辈。假如他早死，恐怕他的艺术天才始终没有表现的机会了。
此问
近安！
子云（196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