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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虽然没有知人之智，却有自知之明。
从加入伟大的社会的熔炉那天起，我马上发觉自己是个无能的人。我的无能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环境而定。在通都达邑里，我当然是“天下无能第一”；在穷乡僻壤里，我也许是“天下无能第七”，因为周遭目不识丁的乡下佬恐怕比我更差劲。
明知自己的无能，但是雄心未死。我羡慕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纵横捭阖的斗士，旋乾转坤的伟人。我想自己既然一事无成，为什么不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
中国是个名教的国家，名正言顺，所以首先要做正名的工作。当我的儿女没有出世前，我已经给他们取好了寓意深长的名字。
老大出世时，我正在重温《左传》。在春秋的大政治家中，我最佩服子产的辞令、手腕、风度。子产名侨，因此，我毫不迟疑地把老大来纪念侨。
当现代史家还没有做翻案文章之前，诸葛亮无疑是三国时代的第一能手。当老二出世时，我早就决心把他来纪念诸葛亮。凑巧那时第二次大战打得很热烈，一代英雄丘吉尔“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的行动和言论，都受我密切的注意。因此，我也学时髦，把“温思顿”这个洋名，加在老二的头上。
闲居研读《明史》和《明儒学案》，知道王守仁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在政治上，他能够当首长；在学术上，他能够自立宗派。这充分说明他并不是单纯的道学先生。你瞧，“险夷原不在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他的胸襟是多么豁达！因此，老三一出娘胎，我决定把她来纪念王守仁。
曾国藩是我童年时代所崇拜的出将入相的大人物。我能够粗通文字，略识治学门径，很得力于曾公，所以老四是用来纪念他。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的伟人。他的学识和才华虽然没有机会让他充分发挥，但他的百折不挠的魄力，实在值得人钦佩。因此，老六的名字就采用孙文的文字。
自1949年由欧洲归来后，动极思静，对于政治毫无兴趣。那时，我最爱看萧伯纳的作品，到了老七出生时，我决定把她的名字叫做萧，不管这是洋萧或土萧。
老五幼殇，不必提。
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就是几十年。现在他们的个子，都长得很高大，虽然思想和学问还很幼稚。我细心观察他们的兴趣和嗜好，知道他们六人之中，没有半点和叱咤风云的英雄、纵横捭阖的健将、旋乾转坤的伟人相近。这儿我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收拾白天做梦的念头，老老实实地鼓励他们往科学、技术、音乐等方面进军。
孔子说得好：“观过知仁。”假如你知道一个人的偏差，你就知道他的优点。本来“知子莫若父”，做父亲的人对儿女的认识比较别人更清楚，他应该很坦白地分析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截长补短，使他们得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这才不会误入歧途。
老大出世时，正值我的生活最快乐的时代，精力充沛，工作永不疲倦。当她两周岁那年，我就请了一个先生来教导她，到了3岁生日，她已经毫不费力地认识了三千个生字，背诵几十首唐诗。不幸七七事变发生，举家逃难，学业中辍。以后正式上学后，成绩虽冠侪辈，但为人拘谨，不够活泼；补救的办法，就是守圆，只要稍微圆滑一点，在处世上她也许会少吃一点亏。
老二倒有一点小聪明，学什么，像什么。我恐怕他所务太广，将来会散漫无归。俗语说：“百艺通，没米舂。”荀子也说：“行衢道者不至。”因此，我一再嘱他守约。只要他能够守约，将来不怕不会专精。到了那时，自然而然会长享一精百通的乐趣。此中关键，全在加强根据地，而这种意境须在守约二字上做功夫。
老三最大的毛病，在于任性。兴会来时，她可以夜以继日地学习一种东西。到了兴会索然的时候，她便掉头不顾。古人补救任性的毛病，多从有恒着手。陶侃的运甕，许多名人的勤写日记，这些工作最大的作用，在于养成恒心，所以老三如想克服任性，她应该守恒。
老四本来寡言笑，可是自她表演了一场白话剧后，胆子大了，什么场面也不怕了。今年她花了两个月工夫，在澳洲到处旅行，到处都有人热烈恳待。这是她的长处，但是，圆滑如做得过分，很容易流于虚伪，所以补救的方法，就是守方。
老六好胜心极强，什么事情她都力求彻底。她的功课预备得很充分，书房陈设得整齐，甚至衣着，也要做到一尘不染。具备这种性格的人，很容易流于孤僻，变成落落寡合，因为曲高和寡，这本来是自然的趋势，所以补救的办法，就是守宽。待己不妨照旧严格，待人须尽量宽容，这就是古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意思。
老七还小，不懂得运用时间，更不知道创造时间。须知生命有没有价值，全看时间是否运用得当。以后如能订计划，利用时间，前途也许不至于太过黯淡，所以她的当务之急，就是守勤。
写到这儿，我觉得抓住儿女的缺点，指示他们以改过迁善的办法，这比较凭空希望他们做什么英雄、斗士、伟人好得多。苏东坡说：“但愿吾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我和苏公不同，我只望下一辈老老实实地做奉公守法，利人利己的公民。
此问
近安！
子云（1964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