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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三十四年，天各一方，始终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三个月前，你应义安学院之邀，到该院担任中国文学讲座之后，这才有机会和你晤谈。
真是“衣不厌新，人不厌旧”，三十四年的宝贵时光飞也似的过去了，但是，大家一见如故，丝毫没有隔膜。写到这儿，我恨不得返老还童，重新回到最高学府里多住几年，多结交几位心心相印的明友。
多年来，我曾间接地知道你对于文学批评致力很深，只因关山阻隔，不能时常请益。直到最近拜读大著数种后，这才明了你对于文学有高深的造诣。
当你离开燕大后，你曾到法国留学四年。在这期间，你纵情浏览法国作家的名著以及他们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的确，理论是一切学术的基础。谁想在学街上有更大的成就，他应该先打通这一关，不然，说话就没有根据。
古人说：“徒善不足以言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同样的，单纯在理论上做功夫，而没有丰富的资料让自己运用，这不是痴人说梦，便是人云亦云，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怎么能够说服人家。
据我的观察，欧洲的文学批评虽然给你以南针，但你得力处却在于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楚辞》、《史记》、《文选》、《陶诗》、《李后主词》，以及《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元明杂剧，你都下过苦功夫，其中《诗经》，《陶诗》、《红楼梦》你都有专门的著作表现。具备丰富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你当然能够予取予携地引用各种材料来充实你的谈资，证明你的理论。事实上，理论是再简单不过，最难的是胸罗万卷，提出最适当的例子来证明。
在研读每一个重要文学家及其作品的时候，你首先注重他的生平及时代背景。这是最聪明的办法。须知“不是人类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倒是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假如我们对于一个伟大的文豪的生平及其作品，茫然无知，那么我们批评他的作品的时候，难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根据这个正确的认识，当我写《尼赫鲁传》和《泰戈尔传》的时候，我固然要先叙述他们的时代的背景，思想的渊源；当我写《甘地传》的时候，我要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彻底地探讨甘地思想的前驱。光是美国大诗人韬庐，英国大文豪拉斯金，俄国大小说家托尔斯泰这三篇短文，足足花了我一年时间，但是，阅读时所得的融会贯通的乐趣，绝对不是任何物质上的报酬所能比拟。
我常觉得，研究任何一门学术或艺术，最重要的是根柢，根柢雄厚，以后受用不浅。譬如中国文学，首先要懂得句读，或新式标点符号；其次须懂得解释，或英文的注释（paraphrase）；再次就要摘要或节略（precis）。这三部分基本的工作做得好，以后无论当教授或作家，将有无穷的乐趣。
大著对中国的古文和旧诗的解释，可以说是十分到家。本来诗篇是最难解释的，所以古人才有“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之叹。其实，古人既然可以用诗篇表达出来，那么只要我们慢慢推敲，了解他们的用意，迟早也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记得从前辜鸿铭老先生在他所著的《春秋大义》里，他曾翻译了好几首“唐诗”。他首先是一个字一个字对译，然后翻译整句，使读者明了它的意义。最后，才加以修饰润色，使它成为英文的诗句，既顾全音节，又注意重脚韵。译笔如此，真不愧为原著者的忠臣。
自新文学崛起之后，一般书店曾请人把中国比较流行的古典文学译为白话文。这些白话文的译本，大多数是味同嚼蜡，每个字每句子都可以明白，但全文看完之后，往往不知道它在搞什么把戏。原因是，那些低级的译者，仅能照字面翻译，不懂得抓住要领。比起你的引人入胜的解释，大部分言文对照的读物，尽可放在字纸篓里。
自你从法国回来后，你曾任大学教授二十年，担任政府机关工作十年。前者使你有机会发挥伟论，后者使你认识世故人情。此外，你一有功夫，便手不释卷，笔不停挥，到如今，水到渠成，大著一部一部脱稿，给出版界增光，给读者充实精神食粮，这种功德绝不是那些坐大车、住大楼、吃大菜、讲大话的达官显宦、富商巨贾所能望其项背。
截至现在止，朱光潜先生可以算是中国有数的文学批评家。朱先生服膺意大利克罗齐的学说，可算是师承有自。你既然领略他们的优点，同时，又懂得揭穿他们的缺点。这才是读书得问，这才是做拿手戏，说内行话。
我很高兴，当我花了几年功夫，写了四册《海滨寄简》的时候，你也运用通讯的体裁，写了几本《文学与生活》。虽然大家相去几千里，没有谋面的机会，但有些论调，却不约而同，尤其是有时引用《离骚》、《陶诗》、《杜诗》、《红楼梦》的名句的时候，大家的眼光都集中那些片段，这不知道是否未名湖畔或圆明园中的幽灵附在我们的身边，使我们对于某一问题，往往有相同的观察。
今后你将长住新加坡，有空当和你长谈。虽然我们早已戒酒，但是以茶当酒，照样富有风趣。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