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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三日的信发表后，蒙你在百忙中，写一封回信，感甚！感甚！
新加坡是个商业社会，铜臭很重，一般人多急功近利，而你却特立独行，片刻不离学问，一面致力于专门问题的探讨，一面从事广泛知识的吸收，把章实斋的名言“博而不杂，约而不陋”奉赠给你，倒是很恰当。
在前信里，我提出主办大学应注意的四大事项，是以富强国家里最出名的大学做榜样：现在你所提出的两点办法，是根据当地的情形来立论。我的太过理想，你的更为实际；理想和实际，兼程并进，这当然更有成效。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社会里，读书人一向受人尊重。老实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很淡，极少人为宗教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倒是教育问题，大家都极端重视。富人要送子弟上学，穷人也要送子弟上学，因为大家承认知识万能，只有丰富的知识，才能够使贫弱的国家变为富强的国家。
教育的重要性，任何人都知道，不过怎样办教育，见仁见智，各自不同。
就过去百年而论，中国的教育曾经过几个大阶段。起初，遣派幼童出国，因为幼童记性好，感受性强，到外国学东西，更容易接受，可是这些幼童从外国同来之后，因为中国学问的基础太差，所以三分不像洋人，七分不像中国人，和社会格格不入，结果，不是中途改行，便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白费工夫。
其次，是那些留美预备学校。这阶段的留美学生，中文仅有中学程度，英文能够直接考进美国大学一年级，不过他们还是年纪太轻，很容易给美国的物质生活迷住。这些青年学成归来之后，多数在社会上占了相当地位，可惜洋气十足，只知享受，不懂创造；只会说“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教授曾经怎样”，对于国内情形却不大明了。结果，社会上凭空增加了许多美国的活动广告，对于社会的改良，并不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大约在抗战的前夕，中国的教育家知道遣送幼童出国固然无用，派了中学毕业生出国仍旧不切实际。经过长期研究后，大家才赞成更实际的办法，即留洋的学生，必须先在国内大学毕业，并且有两年的社会服务经验。这样一来，他们才知道本国的问题在哪儿，个人所差的又在哪儿，因为他们胸有成竹，所以他们到了外国后，马上摸到门径。除了缩短学期，节省时间和金钱外，还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
这是1937年前几年的事情。最近27年来的中国教育的情形怎样，我已经十分隔膜，恕不多谈。
平心而论，教育好像农业和园艺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能生根，根柢雄厚，以后才能够繁枝、茂叶、开花、结果。不然，舍本逐末，干的无非插花的工作，不用多大工夫，花儿就要萎谢了。
我常觉得，日本的维新是1868年，和中国的维新差不多同时。为什么日本进步那么快，一下子就变成富强的国家，中国却事事落后，成为日本侵略的对象，到了1943年间，整个中国的锦绣河山，几乎有大半沦于日本的铁蹄下？此中关键，还是教育问题。
日本的接受西洋文明是主动的，中国是被动的。因为日本是主动，所以它能够集各国的大成，“择善而固执之”，发展非常迅速。因为中国是被动的，所以它给青年学生一个印象，把出洋当做“镀金”，至多想借重自己所留学的国家的名气来炫耀于没有知识的人，极少人会挺起脊梁，抱着“彼可取而代之”的志愿。出发点既然错误，归宿点不问可知。
目前日本的教育已经达到收获的阶段。在应用物理学这方面，无论声、光、磁电、机械，它已经巧夺天工，凌驾欧美许多国家。在医学上，微菌学已经稳坐了国际上的头把交椅。至于各种语文的字典，各部门科学的辞典，无一不出色当行。至少在教育上它早已能够独立，不必依赖任何国家了。
除了婴孩可以依赖父母，同时，父母有抚育婴孩的责任外，什么人都不能依赖的。因为依赖的代价是丧失自由，俯仰由人，自己连哼一声也要加以考虑，不然，对方很可能拂袖而去，使你啼笑皆非。
说了一大堆话，无非证明你的就地取材的建议，最能脚踏实地。俗语说：“留蜂不能酿蜜。”真正的大事业，完全靠自己用血汗和眼泪换回来的，而且是急不得，因为欲急反慢，这是常见的事情。
关于教授的留优去劣问题，大学当局当然有全权处理。事实上，每个教授应聘前，照例要呈交学历、经验、著作简表，大学当局看了这些表格，已经明白大半。但是，教授的顾客为学生，有的教授的“票面价值”很高，可是真正指导学生的时候，往往会进退失据，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年来因职务上的便利，让我有机会和那些正在求职的大学毕业生接触。在时间所允许的范围内，我总要问他们一声，在大学四年间，最得力的是哪几位教授，而他们的答案倒相当公道，值得参考。
容再谈，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