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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天没有见面了，想你一定忙着准备考试。这次的考试，关系重大，非把功课弄得烂熟，实在不容易应付。等到过了这道难关，以后走的是康庄坦途，至少不会像攀登崎岖的山道那么吃力。
刚才到书店去买两本书，准备给你阅览。这两本书都是医学博士写的，一本叫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怎样过活》，另一本叫做《一个法国医生的日记》。等你考完了书，休息了两星期，把体力和精神恢复过来之后，你不妨拿出来研读。看完之后，假如你觉得余勇可贾，那么我倒希望你把后一种书翻译出来，好让一般读者分享一个著名医生丰富的知识，接受他的外科手术的经验，以及他对时事的看法。
这两天业余之暇，我也看了一部很值得一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作者梁实秋先生，是个老教授，中英文的根柢都相当雄厚，在中国文坛上已经享誉三十多年。
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来，首先遭殃的，就是文化教育界人士。因为他们富有正义感，所以当国难临头的时候，他们须迫得逃难播迁，有的从沿海大城逃到大后方，有的从国内跑到南洋群岛。你知道，中国人是安土重迁的，非万不得已，绝对不想背井离乡。但是，形势比人强，当你被迫得放弃一切身外浮物，举家仓皇出走的时候，你所受的痛苦，只好眼泪往里流，什么同情，什么帮忙，实在不容易得到。
物质的损失，还算是次要，最重要的是精神大受虐待。当太平无事的时期，言论相当自由，文化教育界人士不但能够安居乐业，而且能够畅所欲言。那时出版物又多又好，这对于一般读者不消说是个大恩惠。
自抗战以来，情形刚好两样。一般文人学者没有闲心情去写作，偶尔执笔，必须和抗战八股有关。到了抗战结束后，又有各种各式的八股，字里行间，火药的气味很重，不是一味歌功颂德，便是一味破口大骂，多数人都作违心之论，极少人能够心平气和地写他们真正想写的文章。这才是中国文人的厄运。
但是，梁实秋先生是个少数的例外。当他于1939年从上海到四川的时候，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虽然如此，“与抗战有关的文章，他不会写，也不需要他来写。”他仍我行我素，潜心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偶尔应报纸杂志的编辑的邀请，他仅写些小品，散见于当时的重庆、昆明等处。前后三个阶段，一共写了三十四篇短文，到了1947年才汇订成书，名叫《雅舍小品》。
这部散文集，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品。论内容，它们和抗战无关，从来不采用报纸杂志的社论或特写的题目，它们仅旁敲侧击地描写身边琐事。论文字，它们仅发挥作者独到的见解，既不代天行道，又不奉命撰稿，虽然他的见解的对不对，那是见仁见智，谁也不能随便论断，但，这的确是他个人的笔调。
梁先生是个饱学之士，他对于中国的经、史、子、集，西文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下过苦功夫。几十年来，他手不释卷，主要的工作是教书和翻译莎士比亚，写散文仅是他的业余工作。
本书的妙处，就是反映八大山人的心情：“哭不得，笑不得。”被他的箭头射到的人，也许会觉得不开心，但对他毫无办法，因为他写的是他个人观感所得的结论，而且他是个十足自由主义者，既不受任何政党的教导，又不受莫名其妙的人的指挥。他想到说出，意到笔随，虽然在没有落笔之前，他一定费了相当时间去构思，不然，他的小品也不会这么精致。
在英国文学上，他似乎得力于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兰姆、勃郎宁、韬庐、林·罗柏德等作家。在中国文学上，他似乎得力于《文选》、《宋人笔记》、《水浒传》等作品。取精用宏，融会贯通，各种材料配合得很自然，完全没有生吞活剥的毛病，散文写到这地步，实在不大容易。
作者对于文章的剪裁也煞费工夫。这书虽名为小品，其实，结构相当整齐，每篇的长度，多在三页至四页之间，极少过长或过短，最易阅读。
本书的妙文，俯拾即是。当我看到高兴的时候，不禁失声笑起来。幸亏书房相当清静，旁边没有什么人，不然，也许会遭人窃笑。
就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写字”、“画展”、“诗人”、“汽车”、“医生”等篇，都是一针见血。好在他的文章并非针对任何一个人，而是贬抑整个范畴，所以被讽刺的人，用不着跟他打官司。
现在引用作者的一段文字来证明我的意见：
“善书者不择笔”，此说未必尽然。秃笔写铁线篆，未尝不可，临赵孟心经，可就有困难。字写得坚挺俊俏，所用大概是尖毫。笔墨纸砚，对于字的影响是不可限量的。有时候写字的人除了工具之外还讲究一点特殊的技巧，最妙者无过于某公之一笔虎，八尺的宣纸，布满了一个虎字，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尤其是那一直竖，顶天立地的笔直一根杉木似的，煞是吓人。据说，这是有特别办法的，法用马弁一名，牵着纸端，在写到那一竖时候、把笔顿好，喊一声“拉”，马弁牵着纸就往后扯，笔直的一竖自然完成。
本书就这么有风趣，假期中不妨一看。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