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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和你讨论一个问题：信心和努力。
中外古今，凡是成大功、立大业的人，没有一个不从信心和努力得来。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换句话说，一个对人家没有信用，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根本在社会上站不住脚，还谈什么建功立业？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关于“仁”的解释，真是罄竹难书，这儿我可以说，“仁”字是指最崇高的品格。孔子对于自己就有这么大的信心，他要达到最崇高的品格，自信迟早一定能够达到。
一般说来，自信易，要人家相信难。假如一个人缺乏自信心，他怎么能够使人相信？因此，要人家相信，必须先从强烈的自信心着手。
耶稣说：“信心得救。”这句金声玉振的名言，并非教人迷信，而是纯粹心理作用。《圣经》一再提到耶稣替人医病，行神迹，说来近于无稽，其实，这是得力于强烈的自信心。现代医学之所以注重心理治疗，要病人完全静养，少受刺激，为的是心理如健全，心情如宽泰，信心如加强，病状已经去了一半。这样一来，药品更容易见效。
孙中山从事革命，四十年如一日，得力处只靠一句话：“有信仰而后有力量。”谁都知道，在专制帝王的淫威下，革命是坐监，杀头、抄家、灭族的勾当。假如做革命领袖的人，未进先退，欲说还休，自己随时准备开小差，请问一般群众是否还能够相信他？
须知群众是盲目的。“民难与虑始，可以乐成。”秦朝的李斯早就很坦白地指出。假如革命领袖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他必须以身作则，而且须郑重地说道，只要大家肯这么这么干，前途一定很有希望。光凭这种坚定的信仰，一切力量便油然而生。倾家荡产不在乎，任何牺牲也不在乎。因为人类富有感染性，领袖崇高人格的号召，就是所有事业成功的基础，而关键处不外自信心。
宗教家和官僚、政客、军阀不同。官僚、政客、军阀要利用人家的时候，他们的最大的法宝，不外威迫利诱四个大字。宗教家刚好相反。他所具备的唯一的本钱，就是信用。他说一句，算一句：说两句，算一双。他所说的话，像信用卓著的大银行一样，句句要兑现。他可以失败，绝对不可以失信；他可以舍生，绝对不能食言。
你瞧，甘地从事印度的独立运动六十年，饱受险阻艰难，但他所定的几个原则，从来不敢违背。例如“反对制度不反对个人”、“既顾目的，又择手段”、“爱护贱民”。他一直笃信实行，丝毫也不改变。又如他提倡国货，抵制外货后，他每天一定要抽出相当时间来纺纱，风雨不移。到了重要的大日子，人家正在大吃、大喝、大玩的时候，他纺纱的时间反而加长。这虽小事，但这充分证明他有信心，因为他相信纺纱就能够自给自足，不仰赖外国。一个殖民地能够不仰赖外国，这无异独立自主的前奏曲。因为甘地有这么坚定的信心，所以全国人民望风景从，终于使印度独立。
假如甘地去年提出一个主张，今年却偷偷地更改；年头矢口劝人穿着土布，年尾却偷偷地着洋纱，这证明他没有自信。自己既然没有信心，当然没法子使人服从。
单纯的信心还是个空洞的东西，最重要的是继以长期的努力。
古人说得好：“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这话真有道理。当一个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他可以凭一时感情的冲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计。但是，要一个人长期严守一个岗位，专心地有恒地做些相当单调但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就难如登天。结果，那些能够专心一志，无倦无忌的极少数人，稳操左券：那些心猿意马、一曝十寒的大多数人，终归失败。问题仅在于有恒和无恒，努力和不努力罢了。
要努力，必须先有愉快的心情，孔子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几句话，我时常反复玩味，认为这是孔子成功的关键。因为他对于学问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对于教育下一代有强烈的爱好，所以他才能够长期保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只因他把个人的学习和传道授业当做天职，所以他才会不厌不倦，乐此不疲。
一般人一谈到某某人的成功，开口就恭维他有天才。不错，天才和蠢才不同，但天才并不是不学而知，不教而能的。相反的，真正的天才，就是懂得怎样培养个人的兴趣，使自己能够长期努力罢了。
近代福建出了几位名人，如严几道、林琴南、辜鸿铭。他们的政治主张如何，我们可以不论，但他们每个人都下过死功夫。
严几道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研读中文。他亲手圈点的几部旧书，有始有终，我曾在他的侄孙严群兄处看过，那种精神，真使人钦佩。林琴南以一位不识西文的人，能够翻译一百几十种欧洲文学名著，每天能够译述五六千字，二三十年来从不间断。辜鸿铭在中学时代，已经精通英文和拉丁文。到了英国后，又兼治德文和法文。等到他同国后，又学习中文和日文。他的英文造诣之深，举世早有定评。为什么他能够达到这目的呢？简单说一句，他有惊人的魄力，对于学问乐此不疲。
“铁杵磨成针，只怕工夫深。”信心和努力，是我们最光荣的传统，望你也能够实行。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