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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平时喜欢看报，注意时事，这的确是个好习惯。
最近一星期来，国际形势剧变，其中最重要的，莫如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下台。
你知道，战后十九年间，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东方阵营由苏联来领导，西方集团由美国做盟主，针锋相对，旗鼓相当。从联合国所在地的纽约，到地球上每一角落，任何问题都有美苏的阴影。换句话说，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操在这两个国家的最高当局的掌握中。
但是，天道好还，物极必反。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有时会变成最软弱、最无能、任人宰割。去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平民奥斯华暗杀。本月15日，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突然被迫下台。用苏东坡的著名的句子来说，这两位仁兄“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自肯尼迪被刺后，美国朝野对于政治领袖的保安问题，曾贡献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说来说去，无非要加强保镖。这完全是皮相的看法。因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只要权力集中于一个人，那么他本人或者他的亲信，难免会作威作福。这事情他本人或者他的亲信也许不觉得，但是旁观者却洞若观火，其中有一部分包藏祸心的人，恐怕要抱着“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这么一来，大权在握的人，很容易陷于到处受敌的境地。因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例如奥斯华那种莫名其妙的人，既没有政治的才干，又没有政治的野心，他和肯尼迪总统，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为什么他要动起杀机，这事情连心理分析专家也提不出答案来。唯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就是奥斯华以为自己拼将一死，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肯尼迪总统的传记最后的一页里。这也许是“流芳百世，遗臭万年”的两种矛盾的心理最后的抉择罢。
在肯尼迪总统被刺前十几天，南越的红人吴廷艳、廷儒兄弟也在西贡政变中，被人碎尸万段。在这事件前两年，西贡一度发生军人政变，炮轰总统府，幸亏吴廷艳机警，而且得到一部分军人的帮忙，所以能够转危为安。但是，吴廷艳能够逃过前一关，却不能逃过后一关。结果，全军覆没，树倒猢狲散，连那位“第一夫人”只好一辈子流浪海外了。
假如吴廷艳遭遇第一次政变后，稍微谨慎一些，同时，想法纠正弟弟和弟妇的行为，不让他们走极端，让南越的佛教徒也有仰首伸眉的机会，我相信吴廷琰及其家族谅不至于有那种残酷的下场。
老于世故的中国人，他们深知“中庸”的可贵，所以他们在文字上极少放言高论，在行为上多注意适可而止。这种主张是有哲学的根据，即孙子兵法所谓“穷寇勿追”。
一般说来，中国的读书人多少都懂得“凡事留有余地”的大道理。因为在理论的争执，或权位的争夺中，我们很难找到绝对的对，至多只能找到相对的对。自己既然是相对的对，这等于说，至少有一部分，自己是相对的不对。因此，在理论的争执，或权位的争夺中，我们还要留有余地，以便转圜。
西洋人则不然。他们凡事要求痛快，动不动就要摊牌，中间没有商量的余地。用已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来说，这叫做“战争的边缘”（brinkmanship）。虽然到了边缘，当事人还可以悬崖勒马，不过这未免是个险局。万一马儿脱了缰，临时勒不住，往前再进一步，恐怕就会粉身碎骨了。
平心而论，名位权势，最能够斫丧精力，消磨性灵。姑定本人洁身自好，他却不容易阻止同党的人或亲信，会假借他的名义去为非作。再进一步说，姑定他的同党的人或亲信，不假借他的名义去乱搅一场，但他本人所受的损失也没法子估计。
年轻时代，我曾亲眼看见一些要人的行踪，名为尊贵，事实等于囚犯，连大小便都要受人监视：说好听一点，到处都有人保护。至于要人所要参观的地方，事先早已经有人通报，把满地垃圾，草长平肩的街道，打扫得一干二净，看不出原来的真正形状。
最使人吃不消的，就是时间的忙迫。你瞧，一天仅有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以及生活上必要的消磨外，至多仅剩十二小时。假如一天有两次会议，两次饭局，另外还有十个八个客人来访，每人谈十五分到半点钟，很可能使你连气也喘不过来。
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得到诺贝尔奖金后，访问的客人，络绎不绝，无论白天或晚上，都是川流不息。难怪他要长叹一声：“从今以后，我恐怕没有片刻的平静了。”手无寸铁的诗人还是如此，一般政治要人更不用说了。
说来还是江湖散人的生活最可爱。袋里有一点闲钱，不妨到茶楼酒馆，大吃大喝一场；袋里空空如也的时候，就待在家里，情愿以茶当酒。有时可代表自己所服务的机关，出席重要的会议；有时却到街头或郊外去闲荡。俗语说，“叫化三年懒做官”，这话真有道理。
得空望你把郑板桥的《道情十首》熟读几遍。只要你能够了解诗中的道理，相信你绝对不会羡慕名位权势，而以江湖散人为最可爱的生活。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诗人的警句，最值得人警惕。
此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