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日前蒙你光临敝报参观，不胜荣幸！
那天早晨初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你的中国普通话的发音那么正确，句法那么纯熟，真是愧死我们这般南方的朋友。此中奥妙，无非你少时在中国北方住了十三年，而且每个字都是从头学起，所以咬音咬得很正确：我们大多数南方人，因为文字统一的关系，所以自作聪明，不肯痛下工夫，只须把本地的音调稍微变一变，拗一拗，让对方明白就得了。只因基础太差，所以一辈子不会讲道地的普通话。
从前有句俗语：“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福建广东大人说官话。”自我于二十岁那年离开故乡后，我发现普通话讲得不好听的并不限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人。漫说各省人士都有各自的浓重的乡音，尤其是湖南、湖北、山东、浙江、江苏，甚至同一河北省的几个名城，如天津和保定，都有它们特有的乡音，和正牌的京片子有一段距离。
你的普通话既得力于长期住在中国北方，又蒙尊夫人的时常切磋琢磨，所以才能够达到这么正确纯熟的地步。这儿可见，要掌握一种语言，除了个人的天才和努力外，最重要的是环境和生活。
你目前在大学教普通话，在家里又时常运用，熟能生巧，这本来是自然的趋势。
从你的谈话中，知道你的兴趣不在文学，而在史学。除了几种单行本及专论外，你的全副精神却贯注于《明史》。
近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大抵和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相接近，这是说，无论研究什么问题，必须从“目录学”（bibliography）着手。一谈目录学，我不禁觉得，近代西洋人比较清代的朴学大师容易得多。一来，现在各国都有大规模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藏书丰富，从稿本到书籍，应有尽有。二来，有些设备充实的图书馆还很慷慨地替读者服务，既愿意代抄目录，又愿意将读者所需要的报纸，杂志，书籍上有关的资料，代为摄影。这样一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敏而好学的学者，用不着出国门，可以把世界各国有关某部门学问的资料，搜集起来，详加研究。比起从前的学者，到处向私人借书来一个字一个字抄写，有时根本见不到，借不到，其难易的情形，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普通学者一开头就整理目录，这已经成为惯例，但是，仅有极少数学者会进一步将每本书作提要。因为这是个笨重而吃力的工作，非有持久的能力的人，很少不会半途而废。
当十五年前，我开始注意印度问题的时候，我曾订个计划，把我所阅览的有关印度问题的书籍，每本都作个提要。可是后来看书的兴趣多于写文章，而写文章的兴趣又强胜写提要，所以在拙著印度三杰——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的传记里，我仅在书后提到有关的书籍的简明目录，即泰戈尔、甘地、尼赫鲁本人的著作，以及别人替他们所写的传记和评论，而书目提要一栏，只好留个空白，这是个缺陷。
你以德国人的身份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你所选择的大题目是明史。自你立志研究明史以来，你即着手撰述书目提要，到如今，你已经累积了八百多部。据悉，这些书籍多数是在日本各图书馆看到的。你准备将来这部分工作做完之后，用《明史总目提要初稿》这名义，出版专著，这的确是文林盛事。
清朝出了一个大学者，即《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的（晓岚）。当他功成名遂之后，他曾编辑一巨著，名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过纪晓岚编辑那部书，曾得许多文人学者的帮忙，而你的编辑《明史总目提要初稿》，全靠你个人长期的努力，至多仅得到尊夫人的支持，所以这书的编辑成功，对于明史不消说有个大贡献。
然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资料，仍以北京和台湾为中心。一面北京是元、明、清以至当代的国都，制度、文物、建筑遗留下来的甚多：一面“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曾搜集了不少资料，除少数已经整理出版的外，其余大多数资料仍在各学术机关保管中。将来如有机会，你应该到北京和台湾参考旧籍，益以新知，使大著《明史总目提要初稿》，成为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可读的书，无论参考或阅览，都十分便利。
当上述一书杀青后，我倒希望你再花了十年二十年功夫，写两部书。一部是科学式的《明代全史》，内容分门别类，引经据典，每个结论都有根据，绝不是臆造虚测的东西，只因出言信而有征，这才不负“信史”的令誉。
另一部是通俗式的《明代简史》，内容提纲领挈地把明代二百七十七年的史实，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普通读者听，使他们在最短期内，也知道明史的梗概。
这两部工作都很繁重，必须以全副时间和精力来处理，才有成功的希望。好在你秉承德国学者的传统，工作既有方法，办事又有魄力，只要你有关的机构给你以充分的时间和便利，相信迟早能够达到这目的。
年来马大、新大、南大时常有客座教授来讲学，这对于马来西亚的学术的提倡，实在有很大的裨益。
专此布达，顺请
著安！
子云（1964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