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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和你畅谈，得益不少。
今年你曾做了一件大事，把你四十年来所搜集的《椰荫馆藏书》全部奉送国家图书馆。新加坡文化部为着这件事情，特地举行一个纪念会，由文化部长亲自主持，足见你的慷慨的举动，曾博得政府和社会的同情。
一般说来，搜集图书，必须具备三大条件：第一，浓厚的兴趣；第二，袋里有闲钱；第三，经常有闲工夫。十个证书人，九个有买书的兴趣，所以第一个条件多半不成问题。读书人多数是清寒的，收入有限，子女又多，光是打发开门七件事和子女的教育费，已经疲于奔命。在有限的收入中，要筹出一笔款项来购置书籍，并不容易，所以第二个条件，颇难应付。在读书人不被重视的社会里，多数有得饭吃，就没有时间；有了闲工夫，等于投闲置散，吃饭大成问题，所以第三条件更困难。
你在当地社会里，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方便：从厦门大学毕业回来后，在事业上早已扎了根。由于生活的安定，你这才能够培养浓厚的藏书兴趣。加以袋里有闲钱，经常有闲工夫，积四十年的辛勤，你的藏书已经很可观。更难得的是，你的兴趣集中于南洋问题，越专越精，越积越多。当我十八年前初到新加坡的时候，你的有关于南洋问题的藏书，已经成为朋友们欣赏的对象。
自马大、新大、南大成立后，喜欢研究南洋问题的青年学者，多数曾登门请教，充分利用你的藏书。这种功德真是不小。现在你索性把自己最心爱的书籍一万册，拱手送给国家图书馆，让各地学者自由阅览，这种行为在南洋社会还算是创举，值得大书特书。
记得北京图书馆刚开幕的时候，该馆特辟一室，庋藏一代文豪梁启超的十万册图书，门外悬着一木板，题为“梁任公纪念室”。我每天到图书馆时，在阅览的余暇，总要到室外徘徊几分钟。那时，图书馆的书库的门禁不大森严，我可以随便进出，东翻翻，西看看，而那些大文豪的笔迹，最使我向往。
战后到欧洲小住一年，每天生活的中心，还是图书馆、博物馆、咖啡馆。图书馆看书，博物馆看宝物，咖啡馆写东西。我知道许多图书馆的长成，主要的是得力于私人的藏书。他们多数把毕生的精力所搜集的东西，到了老年或死后，一一奉送国立或市立图书馆，化私为公，嘉惠士林，这种风气实在值得提倡。
在科学日益昌明，分类越见细密的时代，父亲所爱好的书籍，子女未必会喜欢，因为隔行如隔山，稍微专门的书籍，外行人根本看不懂。从前书籍有限，而且书籍的性质，不外经史子集，所谓“书香之家”，多数仍以八股文、试帖诗为主。那些寥寥可数的藏书，自前一代的人物死后，很可能给蠹鱼作食粮，或者给女佣拿去包花生米。
其实，买书难，藏书更不容易。现代的大都市，人烟稠密，多数人都住在鸽子笼式的屋子。除了几榻外，差不多没有周旋的余地。在那种环境下，一个人如要大规模地藏书，首先表示抗议的，恐怕是主妇。因为空间有限，而书籍又十分笨重；与其让书籍堆了满屋，不如顺便送给图书馆还干净。
还有一层，普通人买书，随买随看，随看随丢，东一本，西一本，凌乱不堪。或者把书籍买到手后，往书架上一插，此后一去不同头，让尘土把书籍盖得满满。等到要用的时候，又要从头找起，多麻烦！
须知藏书是需要专门的训练。一般私人藏书家，没有能力聘请专门图书馆员，所以图书的散失和凌乱，自是意中事。
另一方面，藏书较多的人，当自己的年纪较大的时候，化私为公，送给公共图书馆，让图书馆管理员代为保管，这才是保护图书最适当的方法。
从图书馆我们自然而然谈到博物馆或文物馆。你告诉我说，你准备把府上所收藏的古董全部奉送文物馆，但目前没有这种机构，所以踌躇不定。
目前新加坡已经建筑了一间“中华总商会”。这间新会所，冠冕堂皇，倒能表示这个新兴国家的新气象。假如中华总商会能够拨出一层楼来陈列中国历代文物，题为“中国文物馆”，这无形中会增加当地及外来的参观者的兴趣。
新马都是多种民族的国家，在某种形式上，我们倒像世界博览会。在博览会里，各民族应该把各自的优秀东西，一一拿出来展览，借收切磋琢磨的效果。
事实上，这种工作和什么“沙文主义”漠不相关。它仅鼓励人把各自的特产拿出来展示，由模仿到创造，由个别到综合，这是历史进化应有的步骤。
文物像图书一样，难得而易失，难合而易分。为着避免遗失和分散，我们只好鼓励大家把私有的东西，交给公共机关去收藏保管。
《椰荫馆藏书》现在高踞国家图书馆最高一层的“东南亚研究室”，同样的，你所收藏的古董，最好也交给中华总商会的中国文物馆。在你的积极的倡导下，新马现有的藏书家、古董家，相信都会向你看齐。这倒是人生快事。
此请
著安！
子云（1964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