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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话中，蒙你告诉我一些资料，使我对于许绍南先生的为人，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儿先向你道谢！
去年许先生死后，曹树铭先生曾为文追悼，我这才知道他生前曾收藏许多书籍。说来真惭愧，我虽然在公共场合中见过许先生，但始终没有机会和他深交，所以他藏书的情形，我并不十分明了。
前天我到新加坡大学图书馆参观，在中文的部分，突然在卡片柜上发现“许绍南先生赠书七千册”的字样，这一下子就勾起我的记忆。蒙该馆馆员的指导，我得往书库参观。抬头一看，只见密密丛丛的书林里，有中国各著名大学的学报，各种著名杂志的合订本，至于大部头的丛书，以及翻译小说，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一面走马看花地东翻翻，西看看：一面心里感愧万分，为什么自己竟懒惰到这地步，不在他的生前，找个机会和他详谈，说不定他有许多心得语，值得我代为纪录。
从你的谈话中，知道许先生去世时才五十三岁。他离开潮州金山中学后，即南来谋生。他在某公司有些股份，兼任财改。因为工作相当清闲，所以他得充分利用业余的时间来买书和看书。
谁也知道，过去南洋的文化教育水准很低，书业不算发达，所以买书相当困难，不但要付更高的代价，而且还根本买不到。据说，许先生在搜罗书籍的过程中，有时为着一本难得的杂志，须付出500元。只因他对于书籍有浓厚的兴趣，所以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他却优为之。这儿充分证明，兴趣和志愿，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基础。
自许先生立志藏书后，他便注意目录学，这本来是自然的趋势；中国如此，西洋也如此。由目录学，他注意到戏剧；由戏剧，他又注意到考据。穷源究流，触类旁通，小小的书房里，另有一个天地。难怪他在热闹的商场中办公的余暇，才能够长期保持“市隐”的身份，永远是和书籍做朋友。
其实，许先生是身在商场，心怀学府。他和中国的几个名教授、名作家时常通讯，甚至往返辩论。这儿可见，商场并非他的终极的目标，而是借商场的关系，先解决生活问题。到了衣食无忧之后，他这才充分发挥“富而教之”的志愿。
除了买书和看书之外，许先生对于一艺之长，一技之精的学者文人也十分重视。有些贫而无告的文人，时常得到许先生的热烈支持，这种作风在南洋可以说是难能可贵。因为在商场里，多数人是唯利是视，谁愿意把有用的金钱拿来培养“无用”的文人？
去年许先生不幸患着癌症。他知道这是个很严重的症候，所以逆来顺受，一点也不慌张。他平生最喜欢的是书籍，他的最重要的财产也是书籍。他深知书籍是难得而易失，难聚而易散，所以在逝世之前，他早已立好遗嘱，很郑重地托你转送给新加坡大学，而你又绝对尊重故友的志愿，把书籍原封不动地照他的遗嘱来执行。
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的人，谁也知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意义。现在许先生的藏书七千册很完整地藏在新加坡大学的有冷气设备的图书馆里，既有人代为分类，又有人代为保管，而今后的学者专家以及普通读者，将永久记得许先生的大名，这事实证明你并没有辜负故友的托付。
记得前年温开疆先生曾把他的先人的藏书几千册，奉送给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现在你以遗嘱执行人的身份，把许先生的藏书七千册，送给新加坡大学，这两件事情刚好和椰荫馆主人的慷慨的行动相媲美。
万事起头难。在文化教育都比较落后的地区里，最重要的是有人出来倡导。拓荒的工作一经展开，后继的人当然会增加勇气和信心。
南洋遍地黄金，可是许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万万富翁死后，除了替政府的遗产税增加了一笔大收入外，可能因为打官司打得一文不名。须知这儿的富人，生前没有把财产分配清楚，死后体温还没有完全消失，子孙们早已同室操戈。比起许先生来，生前既能够充分享受藏书和读书的乐趣，死后又很慷慨地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拱手送给公共机构，让大家都能够共同享受。这种“与人同乐”的精神，非长期受过高度文化熏陶的人，绝对不容易办得到。
一代才子袁子才，他的随园里有一副对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
亡友许地山先生的“面壁斋”，也曾悬挂这副对联，字仿佛是沈尹默先生写的。当时许地山先生的藏书也很可观。1941年他患心脏病去世，死后不久，香港就被日本占领，他一家人辗转迁移内地。战后我在重庆的街上，匆匆见到许夫人一面，没有机会问到许地山先生的藏书。假如战时没有散失，我想他的藏书大概是归香港大学图书馆了。
身外浮物，生没有带来，死也不能带去，这种思想一经搅通，谁都愿意化私为公，嘉惠士林。
专此布达，顺请
大安！
子云（1964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