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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来信，知道你是个敏而好学的青年。承询《史记》有关的问题，现在简答如下。
《史记》是中国的一部奇书。两千年来，中国著名的诗人和文豪，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受它的影响。陶渊明和李白不必说，唐宋八大家不必说，明朝的归有光也不必说，光是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梁启超，他平生最得力的一部书就是《史记》。至于当代有数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有的从头到尾看过几遍，有的时常参考。简单说一句，两千年来的文人学士的地位的高低，是和《史记》的关系的深浅作正比例。
为什么《史记》有这么大的魔力呢？这是有它的原因。
第一，它的文章很有内容。做戏不难，难在做拿手戏；说话不难，难在说内行话。同样的，做文不难，难在有真知灼见，充分掌握题材。
自司马迁立志著述《史记》之后，他就博览群书，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到诸子百家的书籍，他差不多都充分运用。此外，他还游览天下名山胜水，一面博访周询，一面搜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只因资料丰富，所以他写作的时候，各种资料竞赴笔端，然后以最高的艺术家的姿态，从事取舍剪裁的工作。比起一般无病呻吟的诗人，或者搜索枯肠的文人，司马迁不消说是从写作中得到最大安慰，最真实的生命。
第二，它的思想比较进步。做文最怕流于庸俗，要避免庸俗，必须有进步的思想。谁也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的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因为那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一个人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尽可放言高论。这样一来，主张性善的孟子，和坚持性恶的荀子可以同时存在；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也可以共存。
但是，到了汉朝，思想定于一尊，只许崇尚儒家，其他各学派都在排斥之列。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大厄运。
司马迁是个眼光远大的史家。他的视野广阔，胸襟宽大，他不但把诸子百家一视同仁，而且替游侠刺客等型的人立传。这还不够，他所写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完全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三十年前，我曾把《史记》的《货殖列传》和《汉书》的《货殖传》作个比较研究，借知马班二人的思想的异同，不幸战争爆发，举家仓皇逃难，那篇稿子丢掉，现在再也写不出来。
第三，它的文字最为生动。我曾说，要看一个人的外国语的程度，只须看他能否在电话上和人家办交涉。因为演讲稿可以请秘书代为预备，由自己慢慢地宣读；当面对话还可以借助手势和脸部的表情；只有在电话上直接办交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都被缴械，单纯看语文的真功夫，所以更容易测验语文的程度的高低。
同样的，运用文字来表情达意，它的效果的好坏，全看驾驭文字的能力。他要你笑，你不能不笑；它要你哭，你不能不哭。要达到这目的，真是谈何容易。
一方面，作者须运用最通俗的语言。我们现在把《史记》当做古文来读，其实，《史记》是运用当时最流行的简单明了的文字来写作。凡是“六经”和诸子百家的资料，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总要运用当时最流行的文字来写作，所以看的人一目了然，完全没有隔膜。
另一方面，作者充分运用格言、民歌、民谣来证明他的论据。本来理论是简单的，难就难在引譬取喻。许多留学生在讲堂上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为的是他们所引用的材料，多半是外国的材料，和学生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难怪学生要听得昏昏欲睡。
第四、作者的人格和精神最能感动人。生在离乱时代的人，往往会遭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在这当儿，一个人很容易流于消极、悲观、厌世，甚至跑到绝路。
假如你知道，司马迁为着替李陵辩护，致引起皇帝的愤怒，而遭受极为羞耻的宫刑，那么你便了解他之所以忍辱偷生，为的是要完成他的不朽的名著。他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一段文字，是走投无路的人的明灯，熟读精思之后，自能鼓起勇气，从新生活下去。
从前的学生，在没有机会研读《史记》全书之前，多数是读《史记菁华录》。现在各书店所售的《史记选注》，内容仅收二十六篇，校对精审，注解详明，最便自修。假如你的时间还不够分配，那么你就先选读《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陈涉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淮阴侯列传》、《游侠列传》、《货殖列传》、《伯夷叔齐列传》、《太史公自序》等十篇，一连看了三五遍，读出味道来，然后把全书看完。接着，你可以到中华书局去买一套精装本，一共六册，放在案头，时常参考，一两年之后，你的中文便有巩固的根柢了。
战前顾颉刚教授和徐文珊先生曾把全部《史记》标点出来，这书此地买不到。
此复，顺问
学安！
子云（1964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