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
承询新马的作家能否靠稿费来谋生，我可以简单说个“不”字，至少华人作家是如此。
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以前，读书的人根本不多。偶尔出了几个文学家或诗人，社会当然会予以重视。文人发挥国计民生的怀抱，诗人发挥悲欢离合的感情。他们的作品完成之后，先拿给师友们传观，其中好事的人，也许会亲自抄一个副本。那时，既没有炭纸，又没有油印机等复写的工具，原本或副本辗转翻阅，很可能在没有问世之前，便毁于水灾、火灾、兵灾。一生心血，尽付东流，这未免太可惜。
文人和诗人的作品，当时虽然换不到饭吃，但是，他们的文名和诗名一再传播之后，机会就来了。名公巨卿很可能邀请他们做幕僚，幕僚做了相当期间，说不定会找到一官半职。韩愈三上宰相书，固然希望当代权贵能够提拔他：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当然也希望大权在手的相国会采纳他的主张。在产业落后的时代，“学而优则仕”，不清说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
文名和诗名除了帮助作家容易找到一官半职或结交朋友外，“稿费”两字根本谈不上。从前的文人可以找到报酬的唯一机会，就是替富贵人家写寿序和墓志铭。寿序和墓志铭，多半是撒谎，和事实不符，富贵人家的子孙，为着替先人颂扬，而且一生仅有一次，所以这笔润金是不会吝啬的。可怜的一代文豪韩文公，因为穷得发昏，多替人写几篇墓志铭，以便换回润金，作全家衣食之资，致被人讥为“谀墓”。从此可见从前的文人绝对不能靠稿费谋生。
自印刷术发明及现代报业和出版业发达后，情形可不同了。报馆和出版社虽然聘用一批专职的文人，但他们更需要一大批外来投稿者。投稿当然可以得到稿费。起初稿费少得可怜，普通是一千字一二元，在中国抗战的前夕，普通是每千字5元，特约稿件另计。除了作者已经很有名气，使报馆和出版社要借重他以外，一般初出茅庐的作家的稿件，很少有被录取刊载的机会。因为发表没有把握，所以一般作家仅能把稿费当做茶资，或者添置新书之需，绝对不能靠稿费来谋生。
几年前，新马的出版业相当发达，大间的书店，除了出版教科书外，还可以出版文艺及其他杂文，多达一百几十种，许多新进作家都有机会显露头角。今年是出版业的厄运，有些书店根本不出书，有些仅出版一两种。同时，报纸的副刊尽量缩小，外来的稿件，堆积如山，很难有问世的一天。在这种情形下，靠稿费来谋生，不但不可能，而且靠稿费来作茶资或者添置新书，恐怕也不大容易。
闲居和友人谈天，大家都羡慕外国的作家能够得到优厚的稿费，过着富裕的生活。起初我也信以为真，但是细心研究之后，觉得实际情形并非如此。
今年11月27日出版的《新政治家周刊》，有一篇长文题为《圣诞节新书》，内容是讨论文人及他们所得的待遇。作者蒲列契先生，对于英国的文人和出版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写来如数家珍，使人相信他的资料是靠得住的。
当19世纪全盛时代，一代文豪兼史家马皋莱勋爵的《英国史》第三册和第四册出版时，可以领到2万英镑的稿费。名作家拉斯金自幼就拥有一笔资产，每年可出息4000英镑。假如把当时的币值和目前的币值相较，真是相去何止天壤。更重要的是，当时没有所得税，所以上述二人过的是高傲王侯的豪奢生活。
到了20世纪初期，情形也不算太坏，英国的几个名作家，如萧伯纳、威尔斯，他们的收入也很可观。
自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作家便交上厄运了。战时纸张缺乏，交通不便，作家整天忙着逃难，不死已算是万幸，那里还希望有更高的报酬。
战后情形越来越坏。加以廉价的纸面书风行一时，这对于作家的打击实在不小。从前的作家写了几本书，一辈子可以靠版税过活；现在由于廉价的纸面书风行一时，新书出版后不到两星期，就很少人过问了。
据芬雷特先生的估计，在英国的4万至5万可以动笔的作家——事实上，有些人仅在打字机上乱打一场——仅6000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职业作家。在这6000名职业作家中，百分之60至77的周薪为10英镑，比较普通的工人的工资还少5英镑。一年能够赚到1500英镑的人，仅占极少数。假如我们把职业作家的定义当做著书为生的人，那么这数目更是凤毛麟角。他怀疑整个英国是否有20名这样的职业作家。
英国人口5000万，比较新马多五倍；报业十分发达，平均每人有一份报纸，而新马每三十人才合看一份报纸；英国出版新书每年有几万册，而新马出版的新书每年不到几百册。两相比较，显然英国作家占优势。
但是，整个英国能够靠著书为生的职业作家，不过20名左右，所以目前整个新马的作家，尤其是华人作家，不能靠稿费为生，这是自然的趋势，毫不足怪。
在这当儿，一般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应该多用一点心思，多费一点力量。每个人须提高警惕性，以读书写作为业余最佳的嗜好。明知读书写作对于生计无补，但是，为着维护文化教育，我们的血汗是不会白流的。
此请
近安！
子云（1964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