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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你离开南大后，足足有五年工夫，我没有再到南大了。
日前蒙三位旧交新识的邀请，到南大盘桓了一整天。除了午饭后到裕廊工业区去观光外，还在斜风细雨的氛围中，到你曾经住过几年的“爱山庐”的前后左右浏览一番。的确，地以人传，只要南大存在一天，“爱山庐”也将成为参观南大的游客必到的地方。
大著《一九六四岁暮杂笔》，已在新年特刊和世人见面。你引用艺术大师毕加索现身说法的一段话，真是很有意思。现在我特地转录下来，然后加上我的意见。毕加索说：
我要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只有想法画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反正他们对于愈看不懂的画，他们愈要佩服。我就仗着这些莫名其妙的玩艺儿成了大名。说来我只是一个为大众服务的人了吧。
因为人类的天性是好奇喜新，越奇怪的东西，往往越受人欢迎。据说，巴黎曾经有人拿着女帽在街上跑，因为他害怕回家太迟，那顶帽子已经不时髦了。
这虽然是个故事，但从此可见迎新厌旧才是人之常情。厨子之所以难做，因为他展开浑身解数，至多三个月就使常到的顾客觉得腻烦。同样的，百货公司的陈列窗必须时常更换新花样，不然，它就引不起顾客的注意。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毕加索的后半生虽然以立体派大师驰誉艺坛，起初画的还是工笔画。三年前，刘蕙霞博士从伦敦寄来毕加索青年时代所画的人像的照片，所采用的完全是传统的写实主义的笔法。可是一般浅见的人不细心研究，不从基本上做功夫，光学他的奇奇怪怪的新作风。到了最后，有些模仿毕加索的人，连自己所画的作品首尾倒置也不知道。
同样的，齐白石年轻时代，以木匠为业。他擅长的是刻花的技巧。他足足花了半年工夫，临摹芥子园画谱，他又花了长期间从事花卉、翎毛、水产的研究。我们只看他中年时代所画的蜻蜓，所采用的完全是工笔画。只因根底深、笔力健，到了五六十岁以后，才能够随心所欲，巧夺天工。无论画小鸡、画虾蟹、画花卉，只是那么疏疏落落的几笔。那结构的严密、笔法的苍老、神情的迫真，可以当一代大师而无愧。
不幸一般初学不从基本的工笔画或者写生着手。他们只觉得齐白石画了那么疏疏落落的几笔便可名家，于是也如法炮制，学取巧，抄近路，不知道这种毫无根底的貌合神离的作品，徒使方家见笑。
闲居和一些饱通经史而又充分了解中国和英、德、法等国的文化的朋友们谈天，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说中国旧时的教学方法，和欧洲的几个大国极相似。我们注重背诵，他们也注重背诵。事实上，有些名著，非读到烂熟，非读到“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地步，很难咀嚼到它们的味道来。
须知似曾相识的人，并不算朋友；浮光掠影的知识，并不算学问。要结交几个朋友，只有深刻的认识，彼此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要精通一二门学问，只有勤学苦练，把古今中外的名著，化为自己的血液。
我常觉得，中国的书法和诗学是训练脑力的一种方法。虽然科举废后，毛笔像旧书一样，被人扔到茅厕坑里，诗学也没有什么人讲究，但是，就中国文化的立场而论，书法和诗学自有它们不可磨灭的地位。
先说书法。旧时代的中国学童，先学描红，在老师用朱笔所写的字体上，用墨笔描写一遍。然后用九宫格来临摹碑帖。无论一画二画简单的字，或十画二十画复杂的字，各占一方格。初学时也许觉得很困难，到了成熟之后，得心应手，一点也不觉得困难。
又，中国人学书，多从正楷入手。到了正楷写得相当纯熟后，才从事行草篆隶各种字体的研究。只因正楷的功夫下得很深，内容和形式，笔法和结构早有把握，所以后来兼写各体的时候，笔酣墨畅，百变不离其宗。
再论诗学。中国的学童，在没有动笔作诗之前，早已把《诗经》、《楚辞》、《古诗源》、《唐诗三百首》读得滚瓜烂熟。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平仄，什么叫做押韵，什么叫做双声叠韵。经过这种严格训练后，他们才开始作诗。起初模仿这一家，那一家，后来才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虽然自成一家的诗人，一百年间出不了几个，但是能够把笔写诗的人，至少懂得这些起码的规矩：例如绝句仅有四句，诗人断不能因为有意未尽，须多加一句。又如律诗仅有八句，诗人断不能因为好话已经说尽，仅写七句。虽然许多自命为诗人的作品还处于初学的阶段，但他们一开头就学会这些起码的规矩。
懂得平仄、押韵、双声、叠韵，以及章法和结构，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成为诗人，但这种严格的训练，对于将来治学治事，待人接物却有很大的影响。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的人，多少懂得什么叫做涵养。所谓涵养，即“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的意思。不然，在朋友宴会期间，自己争着发言，而且滔滔不绝，使同席的人都没有说话的机会，这似乎有点失态。
拉难写来，为的是要证明豪放须从规矩中得来。不然，规矩准绳毫无把握，一开头便学豪放，恐怕画虎类犬，永远不成家数。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