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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和你长谈，不胜喜慰！
你说，一个人到了晚年，多数喜欢过着清静而又平淡的生活，看看自己多年想看的书，写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但是，事与愿违，学校当局硬要你担任行政工作，整天要看许多不想看的人，要做许多不想做的事，这未免是一种苦恼。
你的话我非常同情。除了要看许多不想看的人，要做许多不想做的事外，我觉得你应该再加上两句：要参加许多不想参加的酒会，要说许多不想说的话。
在现实的社会里，十人中有九个是趋炎附势的。他们对你没有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根本不想有什么认识。他们所认识的仅是权位势利。当你当权、在位、得势、专利的时候，谁也愿意和你打交道；当你丧权、去位、无势、失利的时候，谁也会白眼相看。芸芸众生，大多数都具备这一副势利眼，毫不足怪。不过描写最深刻的，莫过于吴敬梓笔下的胡屠户。
在欧美各国，公私关系，划分得一清二楚。公事只留在办公室办理；回到家里，很少人会把公事拿来麻烦你。这儿的情形，刚好两样。到了晚上，还有人为着芝麻大的公事，到你家里敲门请教。这样一来，全部时间将被打得七零八碎，很难有整段时间，让你慢慢地思考。难怪你说，有许多篇文章，仅写了一半或者仅写个导言，以就没有机会继续写下去。
我常觉得，担任行政工作，比专门研究学问更为困难。因为书本是死的静的东西，而人事是活的动的东西。要掌握瞬息万变的人事，当然比研究一成不变的故纸堆要麻烦得多。
据我观察，一般人一踏进仕途，或者担任行政工作，他在学问上的建树，恐怕就要打个九折八扣。别的不用说，光是开会、看卷宗、写报告、接宾客、赴宴会，送往迎来，已够把腰骨磨断了。剩下一些时间，还要料理一点家事。假如他还是余勇可贾，他至多能够翻翻一些报纸，看看流行的杂志，要从事专门的研究，撰述大块文章，恐怕机会不算太多。
说来还是丘吉尔最高明。今天报载他患着脑中风，病势十分严重，但他已经度过九十岁生日，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尺度来衡量，他已经超过上寿。假如照《剑桥现代史》的分法，把拿破仑、俾士麦都定为划时代的人物，那么丘吉尔也可以算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记得十年前，当丘吉尔度过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曾根据他个人的著作，以及时人对他的评论，写成一篇长文。这篇文字后来收入拙著《春树集》。最近十年来，他退出政坛，但他仍继《第二次大战回忆录》之后，写了一部辉煌的巨著《英国人民史》。别的不用说，光是这两部大著，加上他在战前所写的两部大著《世界的危机》和《马尔柏庐勋爵传》，就可以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了。
闲居研讨丘吉尔的成功，我认为他得力于下列三个条件：
第一，精力充沛。办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人，最重要的是精力充沛。只要精力充沛，这才能够乐此不疲。不然，身为首相或重要的部长的人，一天所要料理的事件，不知道有多少宗。假如体力不济，精神萎靡不振，对于整个形势不但没有全盘的计划，而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非把事情弄糟不成。
要长期保持充沛的精力，这还须从保重健康着手。丘吉尔一生爱“小憩”或“假寐”（ciasta or catnapping），多则半小时，少则五分钟。经过一度“小憩”或“假寐”之后，他的精力百倍。到了晚上，当人家早已觉得精力不济的时候，他却越来越兴奋，每天可以工作到午夜三时而毫无倦容。
第二，才具精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负责重任的人，才具的锻炼，可以说是当务之急。从他所著的《青年时代》里，我们知道，当他二十岁左右，他曾花了一年半载来自修，把文学、史学的基础打得十分巩固。此外，他知道英国的劲敌是德国，所以他一路来细心研究德国的内情，尤其是军事、政治、经济。因为他的素养很深，胸有成竹，所以当他在国会里服务的六十四年间，他不出席便罢，每次出席，总是一鸣惊人。平时出口成章，到了大难临头，谁都觉得束手无策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最了不起的时代”，锦囊妙计，层出不穷，使盟邦的领袖，俯首帖耳地听从他的指挥。
第三，社会安定。近百年的中国，曾出了一位大人才，即梁启超。他也是精力充沛，才具精良，只因政治没有上轨道，所以他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本事，这对中国是个大损失。
另一方面，丘吉尔却生在社会十分安定的英国，同时，因为社会上有是非，所以他才能够畅所欲言，畅所欲为。此外，由于文章有价，他一生稿费的收入，远超过他当六十四年国会议员，两任首相，几任部长的收入。只因收入优裕，所以他不必在生活的鞭子下工作，而是随心所欲地充分控制自己的时间和命运。无论地中海之滨也罢，或者乡间的别墅也罢，他都能够享受宁静闲适的乐趣。
平居左图右史，把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一旦掌握大权，好像六辔在手，操纵自如，而不失规矩准绳。具备那些优越的条件来干行政工作，倒也不错，因为他是在创造历史，不是办理例行公事。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