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集子实在难产，薄薄的一本书，写了三年多才写完。原因并非懒，也非忙，而是生病。照我的计划，一星期写一篇书简，实在再轻松不过。一集四十八篇，只须十一个月工夫，剩下还有一个月，让我好好地休息。
当1965年12月，我写好三十五篇的时候，忽然觉得胸部好像有人用绳子把我绑紧一样，呼吸相当困难。第二天即刻到中央医院治疗，医生说我的心脏衰弱，必须留医。我在医院住了两三个星期，就回到报馆去工作了。以后每半年检查一次，先后检查了四次，到了第三年，医生说恢复健康了，不必再看了。我这才下个决心，重振旗鼓，继续写作。
但是，人为的障碍，有时使人啼笑皆非。幸亏我是个饱经忧患的人，任何不如意的事情，我都能够忍受。到了1968年3月，谢克兄在《民报》主编《新生代》副刊的时候，他非常诚恳地到我家里来要稿，并且亲自送大版给我过目，我觉得盛情难却，同时，我因为停笔两年，有时会觉得技痒，所以有空就给他写稿。《海滨寄简》用《因风寄意》的新名写了二十多篇，另外还有几篇散文，几首新诗。数量虽不多，但慰情聊胜于无，免得一动也不动，光做米蛀虫好些。
这本小册子，就是在生病和人为的障碍下写成的。写完之后，稿件一大堆，既没有秘书替我整理，又没有心情和精力来整理，我想它们的命运大概是扔在垃圾桶里去了。
我常觉得，一个人是否有所成就，以及成就的大小，一半看个人的天赋、学养、努力，一半看机会。所谓机会，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合。从前中国人之所以安土重迁，不大愿意到外国或外省去做工，主要的是害怕水土不合，人地生疏。在那种情形下，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一筹莫展。除了高人隐士心甘情愿地跑到深山幽谷去隐居外，芸芸众生都懂得“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同一行业的人聚在一起，不但消息灵通，而且容易互相合作。再进一步，规模宏大的机构，到处都有分行、支行、联号。这样一来，无论资本或人才，都容易调动，以此之长，补彼之短，声势自然日见浩大。
同样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必须住在人文荟萃的大都市。在大都市里，有的是著名大学、报馆、图书馆、博物院、书店、出版机关，质疑问题，比较容易。假如长期住在乡下，很难有这个机会。
我很幸运，青年时期，能够在北京研读十年，看了许多名胜古迹，结交了当代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中年以后，一直住在新加坡。这儿的文化水准虽然远不如北京，但是长期相当安定的生活，在经济上，可以打预算，量入为出，不必举债；在精神上，到处的海滨可以激发我的思想。海的伟大，更显着个人的渺小。在这种情形下，骄傲、自满、懒惰、妒忌等恶劣的心理可以洗涤得一干二净。相反的，它会使我优哉游哉，以中外古今的大人物做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比二十岁以前，双脚没有离开穷乡僻壤的福安县和霞浦县，见闻狭窄，什么都是新奇，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今后须加紧锻炼体力，一有路费，便到处遨游。国际知名之士，他们的足迹遍全球，见闻多，交游广，这种收获，绝不是前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目前新加坡拥有标准的国际飞机场，四通八达，交通相当便利。我希望已经退休的各位亲友们，多多利用机会来旅行，时常更换新环境，接触新事物。这倒是人生的大享受。
1972年10月12日志于云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