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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赠《艺林丛录》一册，感甚！
这书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已出至第五编，可是前四编我还没有看过。这儿可证明我是个乡下人，简陋无比。
据书店的老板告诉我说，年来各地所出版的有关于文史的书籍，因为配给量减少，偶尔寄到一二百本，在没有上市以前，已经被各学校和藏书家抢购一空，以后想再定购，往往会等到望眼欲穿，仍是没有下文。不过这本书分明写着香港出版的，可惜也不容易买到，真奇怪！
本书没有写明编者的姓名，但它的封面和《齐白石诗文篆刻集》极相似。假如我的推测不错，那么这书大概是你编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名缰利锁这关一经打破，有名固可，无名更是心安理得，免得遭人妒忌，发生无谓的麻烦。
全书共65篇，338首，可算是洋洋大观。内容从文字学和训诂学到诗词，从金石到陶瓷，从书法到绘画，从地方志到藏书家，这些古色古香的题材，丝毫没有政治意味。各文的作者有一部分是我在燕京和岭南时代的师友和同事，有一部分是我平素最佩服的艺术家，还有一部分是初次见到的名字。换句话说，这书叫做《艺林丛录》固佳，改为《艺林杂志》也未尝不可。
自现代印刷术日益进步后，每月所出版的书籍、杂志、报纸，真是汗牛充栋，连目录也看不完。价廉物美的纸面书，比较畅销的每年可销到一百几十万册；流行的杂志，销路多达几百万至二千多万本；通俗的报纸的报份，起码是达四五百万份。假如一个学人能够自由阅读两三种文字，那么一天到晚所能吸收的东西，恐怕连九牛一毛也比不上。
一个学者或艺术家要读遍书籍、杂志、报纸上有关某一部门的资料，不但时间不允许，连腰包也成问题。为着弥补这缺陷，有些人才愿意花些时间来做辑录的工作。一篇文章不算什么，几十篇或几百篇同类的文章装订在一起，马上会发生作用。目前书店里出售《古史辨》七种，《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册，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史学和文学的人就是个大帮忙。
但是，在诗词、金石、陶瓷、书法、绘画等方面，迄今只见各报纸杂志时常刊载这些文字。除了个人收藏较多，一见资料就把它剪下，而且不断地加以分类、保存和整理外，过了相当时间，又如雾里看花，梦中说话，纠缠不清了。
本书取精用宏，对于爱好中国艺术的人是个大贡献。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论，我觉得书法和绘画这两部分，分量较重，佳作也较多，这也许和编者个人的兴趣大有关系。
一代书法家沈尹默先生的《怎样学王》可算全书的压轴戏。全文九千字，一气呵成。他把王羲之的师承，王氏父子的地位，内擫和外拓的方法，说得有条有理。最使我心折的，就是他主张，王的真迹既不易见到，最好是从唐宋诸名家入手。沈先生说：
我所以主张要学魏晋人书，想得其真正的法则，只能千方百计地向唐宋诸名家寻找通往的道路，因为他们是真正见过前人手迹而又花了毕生精力，学习过的，纵有失误之处，亦不妨大体。且可以从此处得到启发，求得发展。
这是沈先生的经验谈。因为他曾从褚遂良入手，然后上溯钟、张、二王，再追踪汉碑，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娟秀遒劲，兼而有之，而这篇文字，恐怕是他毕生学书最大的收获。
友人童书业兄，我只知道他以一部《春秋史》成名，不料别后三十年，他对于绘画也这么在行。他这篇《戴熙画作的特色》，对于宋、元、明、清的画派，了如指掌，既明白他们各自的优点，又了解他们的缺点，所以他的论断，颇有独到之处。童先生说：
戴熙基本上只是本家面貌。虽说其临古之作几乱楮叶，但就今传画迹看来，其“仿古”还是仿自己，较少古人的面貌。石谷能繁不能简，位置紧而笔墨松；戴熙繁简适中，一般以简见长，位置疏笔墨密。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他对于戴熙的认识。此外，戴熙除临摹古人外，最注重写生，要使“我与古人同为造化弟子”。双管齐下，所以他的画才算“是清朝三百年来画家的后劲”，像容庆白先生所说的那样。
岭南旧同事冼玉清女士《记大藏书家伦哲如》，写得情文并茂。冼女士笃守独身主义，一生治学不倦，数十年如一日，所以伦先生赠她的诗里才有“林下论文友，闺中不字身”的句子。据说，伦先生曾任北大、师大、辅大等校教授。他时常盘桓海王村及隆福寺，“凡书册为人所忽视者，辄细意翻阅，每于灰尘寸积中，残册零帙中，得见所未见之佳本，后辟通学斋书店，以便装书求书。”
写到这儿，我倒想步伦先生的后尘，开一间书店来装书求书，因为寒斋两间书房，早已成为货仓，以后如再买新书进来，恐怕连桌椅床柜都要被挤到屋外去了。
他如章士钊、陈垣、叶恭绰、郭绍虞、潘伯鹰诸位先生的作品，都是可圈可读，可惜手儿已经写酸了，不想多谈。
简单说一句，《艺林丛谈》是个宝库，里边的确有许多好东西，让艺术家慢慢去发掘和欣赏。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