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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长期受了师友的影响，在我所写的长文或短论里，我一再提到《史记》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蒙各地读者的爱护，他们愿意接受我的忠告，买了整套《史记》来研读。作家所说的话，被许多素昧平生的读者拿来一一实行，这不消说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近来我时常接到各地读者的来信，说《史记》他们已经买到，可惜他们的中文的水平不够高，看得不大明白，因而减低兴趣。这一下子可把我弄慌了。在中学的选文里，偶尔节录一二篇《史记》；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里，偶尔也在名著选读里边讲解几篇。剩下一大堆名文，多数学生都不能直接欣赏，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正想念间，从书架上找到一册《史记故事选》，是瞿兑园先生编译的。瞿先生大名是瞿兑之，湖南人，今年七十二岁，他的父亲是清末的军机大臣瞿鸿玑，家学渊源，《史记》读得烂熟。瞿先生本人曾任大学教授，精通方志，对于历史掌故尤其熟悉。他不但是个学人，而且是个出色的辞章家。他这部书，一共22篇，170页，每篇多数仅描写一个人，但也有六篇把两人或三人写成合传。每篇的开头，有个提要，简单明了，一目了然。
在写作的过程中，作者一面研读有关的资料，一面驰骋他的想象力，侃侃而谈，娓娓动听。他说的话很有根据，而文字又如行云流水，行其所当行，止其所欲止，不装腔作势，不卖弄学问。深入浅出，如数家珍。我把全书看完之后，不禁要拍案叫道：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居然找到一位真正的知己，可以替他做介绍人，把一些中文水平不太高的学生，提高阅读的能力，加强研究的决心，此后尽可大摇大摆地进一步直接探讨古典的名著，把根柢打得十分巩固，以便随时登堂入室。
我常觉得，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最懂得通时达变，洞悉世故人情。传教士里拥有许多才高学博的文士，他们上通天文，下识地理，旁及医药、法律、艺术、文学。当他们到一个新地方去传教的时候，他们不但苦心焦思地精研当地的语言文字，人情风俗，甚至起居饮食，也尽量向当地人士看齐。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够深入民间，博得人民的信任。
谁也知道，第一部《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以后一千九百多年间，不但各国有各自的译本，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运用罗马字，按照各地的方言来翻译。从前人说柳永的词最能深入民间，于是加个按语：“有井水处，皆歌柳词”。西方的传教士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有语文处，总有《圣经》的译本。只有这样，《圣经》才能普及民间。
三百年来，说英语的国家都流行圣詹姆士的译本。但是，三百年来，英文的变迁很厉害，许多极平常的成语和生字，现代人已经看得很刺眼。听得很不顺耳了。因此，战后牛津和剑桥大学当局才争取各教会、各大学的《圣经》专家的合作，重新翻译《圣经》。他们经常开会，字斟句酌，一点也不含糊。偶尔为着一个名词，一个成语，大家争论得面红耳赤，直到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这才成为定论。
自这部新译本出版后，不用几年工夫，已经畅销全球了。虽然迷恋古色古香的人，还认为圣詹姆士的译本够典雅，但就普及和实用而论，新译本已经是后来居上。
和《圣经》有同等价值的西洋文学名著，当推莎士比亚的剧本。四百年来，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层见叠出，但他们大多数是做训诂的工作，把莎士比亚的剧本的字汇，作非常仔细的解释。至于帮忙一般读者了解莎士比亚的剧本的内情，到如今，还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19世纪的英国散文家兰姆兄妹。而他们所编译的故事，仅得二十篇，离原文三十七篇还有极大的距离。
从《圣经》拥有各种文字、各种方言的译本的经验；从兰姆兄妹编译《莎氏乐府故事》的经验；我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学，实在有择要翻译，或全部翻译的必要。
不过这事情，绝对不能希望普通书店，因为书店志在牟利，须偷工减料，一本万利，这才符合它们的愿望。换句话说，这事情须由学术机构做主体，凡例要严密，态度要慎重，同时，须不计工本，把内容弄到尽美至善，这才不会辜负古人写作的苦心。
年来顾颉刚先生对于《书经》的翻译，余冠英先生对于《诗经》的选译，已经成绩卓著。假如有人能够把《易经》译为正确而流利的白话文，这对于古典文学的传播上当不无小补。
有人喜欢唱高调，说翻译的文字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其实，这是一种偏见。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到家了。
假如非精通原文，便不读名著，那么不懂希伯来文的人，就不该读《圣经》，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就不该看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名著，结果，受损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老实说，不靠翻译，许多高僧和学人就没法子读佛经；不靠翻译，近代中国的进步将迟延五十年。我们固然不能以翻译代替原文，但翻译至少会引人入胜。须知翻译是饭前的开胃酒，胃口一开，以后大可狼吞虎咽地慢慢研究原文，欣赏原文了。
此请
著安！
子云（1965年3月4日）